李可染画笔背后的辛酸

    近日，李可染90岁的妻子邹佩珠向笔者讲述了往昔岁月。

    战乱中与“画牛郎”的奇缘

    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这天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李可染以画牛著称)。

    可染是江苏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

    1937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音同“晚”)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后来长沙也守不住了，我辗转到了重庆姐姐家，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上学。巧的是，那时可染也从贵州逃到了重庆。

    不久，他到我们学校教绘画。可染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正好我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他拉胡琴时，我就在旁边唱戏。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

    1944年我们结婚了。抗战胜利后，可染到北平教书。

    生活辛苦却成绩斐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国画是封建文人画，画些花花草草，像什么样。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都不屑上国画课，但是可染的心里始终不以为然。他学过西画，也画过抗战宣传画，他认为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的现实，就决心改革国画。

    那时，可染经常出去写生。写生时跋山涉水，他的脚有畸形，走路会痛。我就在他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

    1954年，他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却都没有钱。一家杂志社的主编预支了100元稿费，他们这才出去，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摊，100元花了几个月。可染的衣服破了，鞋也漏了，鞋底垫着个纸片。等到他回来时，就跟叫花子一般。

    可染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走到穷途末路了，可染只回了四个字：东方既白。

    从没埋怨过谁

    可染一生中，对他最大的打击，是“文革”期间心中的艺术理想被打破。那时可染被迫停笔，上台挨批斗，要戴高帽子。他头发很多，戴不上，红卫兵就把一盆糨糊倒在他头上。1969年起，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

    政治高压下，可染得了失语症，不能画画，就开始练字，抄录毛泽东诗词。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总理嘱咐要布置一些宾馆，叫可染回来画些画，当地不放。第一次拿了北京市的介绍信，不行，又换了国务院的介绍信，才把可染接回来。

    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我们的长子小可从部队复员回来，去了内燃机厂，打了10年铁。三子李庚到内蒙古放了十几年马。“文革”中女儿到六盘山插队，恶劣的环境让她得了脉管炎，差一点儿把腿给锯掉。

    可染是个温厚的人，无论受什么委屈，都没怨过谁。2007年是可染百年纪念，当时国画价格暴涨，可染的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卖到上亿，孩子们一度想把画卖掉。在我看来，要是卖掉，我们的确会成富翁，可东西没了，就无法集中表现国家那一段时期的成就。

    (《环球时报》2010年第33期 邹佩珠 路琰 任愚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