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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5年09月01日 星期二

    李克曼:汉学家的骑士精神

    方曌 《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

        李克曼去世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个名字显得十分陌生。即使对于熟悉海外汉学研究的人来说,这位在澳大利亚执教、生活的比利时汉学家,也像是一个拒绝被分科、被定义的异类:他好像曾经是一个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又因为翻译过《论语》,也可以被看作是古典意义上的汉学家。他钟爱中国的古典文化,把石涛的《画语录》翻译成法文并加以评注,自己也画国画,写书法,还教他的澳洲学生打太极拳。但他也喜欢鲁迅,称鲁迅是“花园里的野草”,“冰原上的火焰”;他以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在西方闻名,也一直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化,可是他自己的作品却有不少和中国无关。他所著的小说《拿破仑之死》在普通读者和文学鉴赏家那里都受到好评,“失败的小说家”这个头衔,看来是不适合李克曼了。

        多才多艺有时只是对于业余的一种美化,夸夸奇谈也能制造知识渊博的假象,在这个专家盛行的年代,我们有时不敢,也不愿意相信一个人可以如此全知全能。李克曼是一位诗人、画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汉学家、当代中国研究者,最后,他还是一名骑士。上述所有的称呼,包括最后一个,都不是官方授予或业界指定的头衔,而是对他人生的真实描述。在这些领域中,他的创作都博得了同行的尊重。澳大利亚著名的知识分子菲利普·亚当斯如此描述李克曼:

        他对所有事情都非常在行:他是陆克文的老师;他写了我认为最重要的关于中国的书;他可能是澳大利亚知识分子中最见微知著,也最复杂的一位;在他面前,我们中再自我和骄傲的人也会感到敬畏。

        敬畏是一种严肃的感情,我们已经不怎么在日常的评价中使用这个词了。现在我们更倾向于一种懒人的态度,点个赞,表下态,最多是喜欢,“粉”一下某个人。敬畏之于喜欢,就好象奇迹之于魔术,《蜀道难》之于四川三日游,交响乐之于手机铃声,是无从类比的。对于李克曼,如果勉为其难地去概括阅读他的感觉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称作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历史学家,也许我们可以说,他是最具骑士精神的历史学家。

        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堂·吉诃德》这本小说,当然,也没有多少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承认自己没读过《堂·吉诃德》。虽然没多少人读过《堂·吉诃德》的原著,但是堂·吉诃德的形象是广为人知的。毫无疑问,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是一个失败者。李克曼这样一位天才的汉学家,和这个失败者典型的小说人物,又怎么能挂得上钩呢?

        曾几何时,我们还能够接受“光荣的失败”,我们也不曾把成功当成是人生唯一的目标;“堂·吉诃德式的”努力,既可以是对于勇气、真诚、正义感的赞扬,也可以是对于注定要失败的行为的贬损。1955年,当年轻的李克曼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段堂·吉诃德式的人生旅程。首先,他立刻爱上了这个国家,当被问及到底喜欢中国哪一点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Everything”。他被北京的城墙和城楼深深震撼,那种几何带来的壮观和威严是比利时小镇居民无法想象的。在香港学习期间,他的中国室友把他们蜗居的斗室命名为“无用居”,他因此迷上了庄子和中国的经典,当然还有那龙飞凤舞的书法。他放弃了原来学习的法律和艺术史专业,一心开始学习中文,在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新加坡度过了很长一段学生时光。他对于中国的着迷,真像堂·吉诃德对于骑士小说的着迷程度:“他如此喜爱阅读骑士小说,以至于他忘记了打猎,甚至是照顾自己的庄园。为了买更多的骑士小说,他甚至蠢到卖掉自家的玉米地……最终,他一天到晚躺在骑士小说的书堆里,从早到晚地看书,最后看到大脑迟钝,疯疯癫癫。”

        李克曼曾说,拆毁北京的城墙是一种“对于神圣的亵渎”。对他这样一个天主教徒而言,这已经是最严重的字眼。北京的城墙为什么神圣的呢?在城墙的设计者看来,这样一组建筑并不仅仅是一种防御工事,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天下归之的象征。对于下令拆毁城墙的人而言,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城墙阻塞了道路建设,影响交通,而是因为旧制度业已崩塌,其象征也应该被摧毁。必须先摧毁历史才能创造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者们都抱有如此的想法,虽然在手段上有轻重之分。但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最大吊诡之一,就是历史的遗产往往先于历史被摧毁了。对于城墙,李克曼并没有那种浅薄的、怀旧式的悲伤,真正使得他愤怒的,是神圣的所有秩序和美感被打碎了,这是对于神圣的亵渎。

        面对这样一种亵渎时,一个人可以假装的若无其事,也可以表现得更加有勇气和尊严,面对残酷的真相。不过,有勇气承认真相是一回事,把呈现真相、重塑过去当作终身的志业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常常被称赞,后者则更常被看作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而且更容易遭到奚落和嘲弄。再者,如果中国人自己都要刻意毁坏自己的历史文化,一个外国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冷眼旁观似乎是最自然的选择;李克曼却做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选择,他用笔作长矛,冲向了自己的风车。

        这架风车并不是那些可以毁坏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那些是实实在在的乡村恶霸,虽然强大,但是终归是确凿的敌人,有战而胜之的可能性。风车是虚幻的敌人,也是不可能战胜的。对李克曼而言,他的风车是那种对于优雅和精致的不屑和厌恶态度,是一种“反审美”情绪。对于这种态度,他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他习惯于在嘈杂的咖啡馆写作——嘈杂可以帮他集中注意力。在堪培拉的一家咖啡馆里,广播里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店内也是人声鼎沸,不过,突然广播节目被人调到了另一个台,正在播放的是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优雅的声音瞬间流泻而出,这时所有人“仿佛坠入了炼狱,没有一个人说话,互相奇怪地打量着别人”,终于,“那件让所有人放松的事情发生了”,一个靠近收音机的人站起来换了台,不再是莫扎特,而是小广告和社会新闻。“每个人又可以舒服地忽略这些噪音了。”

        人们是不能欣赏莫扎特吗?李克曼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李克曼认为人们正是因为能够欣赏莫扎特之美,所以才一定要关掉它。人们有一种毁坏美的原始欲望,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在艺术领域,在道德伦理领域也是如此。“他们想把每个人都变得最坏,消灭、诋毁我们身边所有的光辉和美感,这是人性中最让人悲哀的一面。”人性中的这一面,才是李克曼的风车。

        一个天才的灵光对抗一个世界的粗鄙,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同时,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是一场用“巨大的渴望”对抗“渺小的现实”的战斗。李克曼在这场战斗中,几乎用上了自己成年的所有时光,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他去世前,他一直英雄般战斗着,尽管,这个世界早已用各种方式击败了他。1986年他曾经如此描述来到中国的感受——

        在中国,除了极小数量的一组组知名古迹(它们的“古”亦仅是相对的)以外,吸引受过教育的访者注意力的却是“过去”的巨大缺失。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尤其是那些古老的都城,或极负盛名的文化中心,今天所展示的面貌都并非是崭新的或是现代的,但同时也怪异地缺乏任何传统文化的品质与个性。

        如果他在2016年再访问中国,相信他会更加惊讶这片土地上的变化,古迹不仅是消失了,而是被丑陋拙劣的现代仿制品取代了。面对簇新的千年古庙,金碧辉煌的百年佛像,不知李克曼会做何感想?我们不仅仅忘记了传统中国的祖先,现在连鲁迅这样现代中国的先人都要放弃和遗忘。看上去,李克曼三十多年的努力,不仅不能对抗今日的中国,而且和今日中国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联系。

        李克曼死了。传统的中国和其灿烂的文化也奄奄一息了,他没能从风车和恶棍的手上拯救了她。不过他真的失败了吗?四百年来,《堂·吉诃德》的读者们从来也记不住那些恶棍们的名字和特征,更别说从这些恶棍或是风车身上得到什么启发了。相反,每一个读过《堂·吉诃德》的人都记住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这位有骑士精神的失败者。他每每从纸页间骑着瘦马,向我们缓缓走过来,我们仿佛看得见他头盔上闪耀的亮光;他和自己的追随者桑丘的雕像在世界各地耸立,启发着如李克曼般的后来者们。最后,让我们用李克曼先生自己的话,送别这位具有骑士精神的失败者:

        成功者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失败者总是尝试改变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进步,都依赖于失败者。

        (摘自《历史学人:“强盗”资本家?》,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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