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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5年09月01日 星期二

    从‘小淮海’战役打成了‘大淮海’战役

    关河五十州 《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

        当初蒋介石坚决不肯舍弃济南,从战略角度上来说,确实是出于不得已。

        济南是山东的心脏,国民党失去济南,整个山东就完全成了一盘死棋。陈诚曾经论述说,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在全国有六个战场,在这六个战场上,大家是兵对兵,将对将,虽然不像球赛那样人盯人,但大体上,双方还是相互牵制,旗鼓相当,哪一方都没有明显的压倒性优势。要说不同,就是解放军比较机动灵活,善于避实击虚,往往能占得上风。

        可是济南战役后就不同了。解放军可以抽出山东的兵力,加在什么地方,就造成什么地方显著的优势,无论东北、华北、华中,均可以造成国民党军之力日消、解放军之力日长的趋势。

        陈诚因此把济南战役看成是解放战争的分水岭,哀叹:“军事崩溃之局,遂更无可挽救。”

        打仗就像下棋,有大局观的人,都会提前看到下一步,下一步怎么走,济南战役还没结束,粟裕就已经有了盘算。

        粟裕认识到,黄、邱、李兵团加一块儿,都不敢与解放军打援兵团面对面交锋。他们不敢跟你打,说明你可以主动找他们打了。

        1948年9月24日晨,济南内城的巷战尚在激烈进行中,粟裕即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出徐州以东,举行淮海战役的主张。

        臭招

        粟裕最早提出的淮海战役,在史学界被称为是“小淮海”,方案为开辟苏北战场,攻占两淮、海州、连云港等地区。显而易见,这里的淮海指的是两淮及海州。

        粟裕发出电文的第二天,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回复:“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在复电中,毛泽东还为淮海战役添加了一个重要指标:歼灭黄百韬兵团。

        黄百韬以往就很显眼,在华东战场上,无论搏命程度,还是战斗成果,都在国民党将官中首屈一指。到了豫东帝丘店战役,黄百韬亲率坦克冲锋,救出新七十二师之举,更把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声誉推向了顶峰。豫东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南京亲自给黄百韬佩戴上了代表最高军功的“青天白日”勋章,也因此,在毛泽东预设的斩将台上,黄百韬理所当然地拿到了头牌。

        淮海战役采取的是华野、中野联合作战方式,在初期参战部队中,华野有16个纵队(其中包括暂归粟裕指挥的中野第十一纵队),中野有4个纵队。

        1948年10月下旬,粟裕完成了淮海战役的各项准备。

        蒋介石很快发现华野、中野在向徐州方向运动,他认为徐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距南京又远,后方补给线长,因此曾计划放弃徐州,以便集中兵力“守淮保江,拱卫京沪”。

        恰恰在这个时候,辽沈战役行将结束,东北败局已定,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趁机在幕后“逼宫”,蒋介石面临着行将下野的危险,他又犹豫起来。放弃徐州,守卫淮河、长江,在当时国民党军已处于全面颓势的情况下,亦不失为以退为进的妙招,这曾经是粟裕所担心的,可是蒋介石自己又给推翻了。说到底,国民党内部那些婆婆妈妈的掣肘和顾虑实在太多,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打好仗,只有天晓得了。

        蒋介石最终采用了“徐蚌会战”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主持制订,要点是将兵力集结于徐州及徐蚌(徐州至蚌埠)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此计划一出,就引得国民党阵营内议论纷纷,有识之士大多认为这是一个臭招,“未战而败局已定”,“我们在徐州愈久,就中了敌人之计”。

        黄百韬与郭汝瑰是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他就此也非常有意见,“作战厅郭汝瑰……做出这样的计划,使人伤心,为陆大同学丢丑。”

        黄百韬并不知道,他的“郭同学”与刘斐一样,也是中共在国防部的高级秘密特工,所制订的计划自然只会把国民党往败路上引。

        国防部方略已定,南下是不可能了。

        黄百韬有侦察电台,也获得了解放军不断向陇海路推进的信息,在向刘峙进行报告后,黄百韬提出,国民党军全都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都有解放军在运动,“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所谓“攻势防御”,不要说攻,防都防不住。

        黄百韬建议,仿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在华野、中野尚未会合之前,予以各个击破。

        就军事而言,这是一个极富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徐州“易攻难守”的困境,但是刘峙久无回音。

        当初顾祝同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考虑让刘峙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郭汝瑰劝他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郭汝瑰所说的“一只猪”很明显是指刘峙,但顾祝同斟酌再三,最后还是选了刘峙。

        郭汝瑰的秘密身份在那里,他当众说过的很多话,现在都必须反着理解,假如刘峙的智商和能力真的只是“一只猪”,估计郭汝瑰就不会这么说了。

        顾祝同与刘峙几乎同时出道,对刘峙的水平算得上知根知底,以徐州地位之显要,他绝不敢真的找一个庸碌糊涂的人来坐镇,而在曾经战将如云的国民党阵营,刘峙若没有两下子,也不可能坐到如今的高位。

        这位北伐和中原大战时期的常胜将军,位居蒋介石“五虎上将”之首,若论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被公认还在顾祝同等人之上。

        黄百韬的建议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并不是刘峙没有眼光,不肯纳谏。

        事实上,刘峙刚刚上任就感到了力不能支。他的两大对手,华野粟裕有40万兵,中野刘伯承有20万兵,这还不包括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队,而归刘峙指挥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总兵力最多也不过20万,只勉强与中野相抵,何况有的军还没有整编完成,不过是个账面数字。

        刘峙原计划放弃徐州,退淮以守,被“徐蚌会战”方案否决后,又欲集结兵力于徐州附近。包括黄百韬兵团,他早就想撤到运河以西,可是这些设想都没有能够得到国防部的批准。

        刘峙犹如被绑着手脚在跳舞,他自己也非常郁闷,不无怨气地说:“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由于刘峙及前线将领意见集中,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受蒋介石之托,与郭汝瑰等人专程赶到徐州对部署进行了调整。

        1948年11月5日,顾祝同召集徐州“剿总”和一线将领们开会,会上黄百韬再次进谏。

        这次他换了个说法,把洋式的“团式集中法”换成了中式的“乌龟战术”,并主张放弃海州,黄兵团由原驻地新安镇全部撤往徐州。他对顾祝同说:“不是我怕死,而是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海州守不守并无关系。”

        顾祝同在请示蒋介石后,终于批准了黄百韬的建议。

        黄百韬对此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正越来越近。

        在当天返回新安镇的火车上,黄百韬对第二十五军(即原来的整二十五师)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个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撤退恐怕来不及了。”

        已经快来不及了,国防部“郭同学”又不失时机地拖了一下后腿。

        大淮海

        粟裕在第一时间便得到了黄兵团即将西撤的情报。淮海战役的初定发起时间为11月8日,他立即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战役。

        值得注意的是,此重大决定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就已下令部队执行,如果情报不是绝对的确凿可靠,粟裕是不会这么做的。

        1948年11月6日晚,华野在中野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南挺进。当天午夜,解放军迫近台儿庄、贾汪一线,直逼黄兵团侧背。

        台儿庄、贾汪一线尚有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据守,而且从第二天早上开始,黄兵团就将西撤,但黄百韬仍然脱口而出:“太迟了。”

        因为这是在敌前撤退,所有撤退,以这种撤退方式为最危险。

        留在新安镇打,孤立无援,往徐州撤,到不了徐州便可能遭遇解放军,而所有这些都是拜国防部的一纸命令所赐,黄百韬捶胸顿足:“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黄百韬通过侦察,得知华野有十几个纵队南下,因此预估仅华野就会有三十多万兵力参战,而黄兵团只有十多万,若是华野集中来攻,他必败无疑。

        说到这里的时候,黄百韬很是激动:“这次会战如垮,就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

        虽然胜负还未分出,但黄百韬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结局,他让人给蒋介石带去遗言,表示自己受蒋知遇之恩,无论如何要予以报效,“临难绝不苟免”。

        1948年11月7日,黄兵团开始西撤。

        这时的黄兵团包括四十四军等五个军,是关内也是徐州“剿总”序列中最大的一个主力兵团,他们要渡过运河才能前往徐州,可是运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此前,黄百韬曾寄希望于徐州工兵团,但后者并未来架设更多桥梁,而黄百韬也错过了自行架设浮桥的机会。

        十多万人马,要在短时间内通过一座桥,岂是容易的事,四十四军还拖带着十多万非战斗人员,这支队伍里面充斥着大车、小轿、箱笼、行李,一上桥就把桥面给堵得严严实实,部队根本过不去。

        在他们后面,追兵即将赶到。

        南京国防部为粟裕“争取”了两天时间,利用这两天,粟裕加紧完成了另外一项秘密部署。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秘密党员。早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粟裕就在争取他们率部起义,并针对第三绥靖区制定了三条原则:一、起义;二、不起义,让开道路;三、既不起义,又不让道,坚决歼灭。

        经过紧张策划,何、张决定于11月8日凌晨发动起义,此议一出,便意味着黄兵团难逃生天。

        1948年11月8日,凌晨,粟裕与部将张震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文,建议在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是向徐州进击,争取在长江以北打掉敌方更多的主力兵团。

        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第二天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并表示将合华东、华中、中原三大解放区之力,对淮海战役予以强大的后勤支援。

        至此,最初的开辟苏北战场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几十年后,当谈到这封复电时,粟裕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封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就在“齐辰电”发出不久,何、张率所部二万多人发动起义,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华野通过起义防区,迅速朝新安镇开去。

        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4个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华野各纵队原来的攻击路线,是以新安镇为主要目标,一路自北向南开进,一路进行迂回包围,但前线传来的一个情报引起了粟裕的重视。

        山东兵团特务团的侦察员潜入黄兵团驻地,抓到了一些俘虏,经过讯问得知,黄兵团正向运河铁桥涌去。

        侦察营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野司,粟裕当即调整部署,急令各路纵队全部改向,对黄兵团进行追击和截击。

        接到命令,华野各纵队争相向运河铁桥扑去,有的部队一天的行军速度已达到120~140里,正好截住黄兵团尚未过河的后卫部队。

        大战的铜锣尚未敲响,黄兵团便已损兵折将,共计损失一军一师,其中作为黄兵团骨干的第二十五军损失了一半人马。

        过河得脱的部队齐集徐州以东150里的碾庄,黄百韬面临着两个选项,要么继续西进;要么固守碾庄。

        这是一个生死选项,一面写着“生”,一面写着“死”。

        (摘自《战神粟裕》,现代出版社出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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