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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5年09月01日 星期二

    与资中筠教授谈中美关系

    王希 采访并翻译 《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

        这是作者与资中筠教授15年前的一次访谈,最近重新发表。先是笔谈,后以面谈作为补充。中文译稿也得到了资中筠教授的审阅。我们选取了这长篇访谈中,资中筠教授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国崛起”等问题的想法。相信,读者将会从她一针见血的评论中深受启发。

        王希:您的人生丰富多彩,做过外交官,是国际关系和美国研究的前沿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著名的翻译家,您曾经领导过中国最顶端的美国研究的机构,以不同的身份广泛参与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工作。如果请您将职业生涯分成几个阶段的话,您会怎样做?

        资中筠:先澄清一点,尽管我在外交领域工作过,但就“外交官”一词的严格和正确定义而言——即政府间交往的官方代表,我从未担任过外交官的职务。谈到我的职业人生,大致可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除去“文革”动荡无序的岁月)。这一阶段我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从事“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交”,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公共外交”。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期我主要在国际政治、尤其在美国研究领域里做研究,先是在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1985年后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我从美国研究所退休至今,这是我生涯中最多产、也最有意义的阶段。

        王希:您是什么时候转到对外友协的?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它是否曾经参与过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工作?

        资中筠: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我与其他人一样也去了“五七干校”,参加农业生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我被召回北京。后来我才听说,周恩来总理发出指示,要求将所有具有十年以上外语工作经验的人才集中到北京,为1972年尼克松访问的接待做准备工作,同时也为了应对可以预见的大量增加的国际交流活动。当我回到原来在北京工作的大院时,发现和平委员会已经解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被分配到对外友协工作。这样我就成为了对外友协的工作人员,在美洲与大洋洲处工作。

        尼克松访华期间,我被召去负责接待报道此次访问的美国媒体团队。此后,大批的美国人来中国访问,对外友协是接待他们的主要机构。所以,随后几年,直到1979年,我的工作就是接待来自美国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团。这样我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接触到美国社会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各色人物,从杰拉尔德•福特(他第一次来华访问时的身份还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到失业工人和激进的黑人民权斗士等等。

        王希:您如何做出这个改变职业生涯的决定?您为何最终选择中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资中筠: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并不“选择”自己的工作,而是“被分配”去从事某项工作。当我进入对外友协时,被分配到“美大处”(美洲与大洋洲处)美国组。很快我成为了美国组的负责人,后来又成为美大处副处长,尽管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与美国相关的事务。

        1970年代末,我对行政工作和日复一日地陪同外宾前往国内对外国人开放的有限的几个地方感到十分厌倦。譬如,除了像上海、南京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外,每年我都要去好几次韶山和大寨。在那里我要不断重复听取同样的故事,并根据事先拟定的“口径”和“谈话要点”对外宾做解释。尤其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各种不正常情况之后,我在内心开始对毛的绝对正确性产生了怀疑,也对不得不服从那些从内心并不赞成的指令和不得不重复那些我痛恨的陈词滥调而感到十分苦恼。所以,在1979年,我决定用我的身体条件——我刚刚动了手术——为理由,要求从友协转入一个研究机构。王炳南会长非常不情愿地批准了我转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内部调动”。国际所与友协一样,也是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机构。

        我很高兴能够进入国际所,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在当时来说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国际所是外交部的分支机构,所以拥有充足的经费,并独享从国外直接购买图书和杂志的特权。进入国际所后,我开始了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成为一名专职研究员。因为我在友协是负责美国事务,所以在国际所很自然地被分配去研究美国,研究的重点是美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你瞧,像以前一样,尽管转入研究工作是我自己的要求,这个具体的新的工作内容也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这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所以我欣然接受。

        王希:这个工作的确像是开辟了您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一部讨论1940年代到19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著作【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中,不管在思想上还是从学术上,它都被认为是开山之作。我想问一个如果不是愚蠢至少也显得比较幼稚的问题:您在写作和研究的过程中难道没有感到任何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吗?

        资中筠:尽管我并没有感到意识形态上的限制,而且能按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写作,但我必须说,我当时的思想是有局限的,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中国共产党的视角以及对这个主题的解释的影响。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知识、眼界和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我今天就同一题目写一本书,我会采用一种不同的、也许更加均衡的角度,我会对所有相关对象的态度做更深的研究,评价会更公平。

        王希:说到这里,您能否简单地描述一下中国的美国研究目前的状态?在您看来,这个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资中筠:当今中国已经有无数个美国研究中心,遍布各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至少有两代学者已经成长起来,无数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过去被视为是专家学说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成为大众知识。我始终认为,作为社会科学分支之一的美国研究应该超越政策研究的范围,应该将美国作为一种文明或西方文明的一种变异来研究。尤其是在互联网通信非常发达的时代,专家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走出去,与公众社会分享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美国研究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目前针对所谓“热点”问题的重复性研究数不胜数,但对于深刻的历史和人文题目的深入研究却寥寥无几。

        王希:您认为目前的中国公众对美国有足够和深入的了解吗?反过来,美国公众是否对中国有足够和深入的了解?

        资中筠:比较而言,我觉得普通中国人所掌握的关于美国的知识要超过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但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要比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加专业化,某些方面更加深入。中国的中学生对美国的兴趣和关注远超过美国中学生对中国的关注。这也许是两国新闻报道的不同所造成的。中国的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几乎每天都对美国国内和外交事务做大量的报道;相反,大部分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只是偶尔为之,并主要是在一些耸人听闻和有刺激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在学术领域,我必须承认,在发展新的、分析性的和原创性的研究方法方面,我们中国学者需要向我们的美国同事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但双方也许都有同样的缺陷,那就是说,对那些同当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没有明显关联的题目缺少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另外,就对对方研究程度的熟悉程度而言,中美学者之间也还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差距。美国人写的涉及中国的著作很快就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评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美国同事对于中国学者写作的美国研究作品知之甚少,甚至可能不屑于去读这些作品。即便感兴趣,美国学者更可能感兴趣的,也是中文著作所提供的英语文献中找不到的信息和资料,或者他们认为是代表了中国官方政策的写作。

        造成这种学术不平衡的一个原因也许是语言困难。没有多少美国学者——即便是中国通——能像多数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阅读英文资料那样流利而广泛地阅读中文资料。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学者的心态。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想知道其他人如何观察他们。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举个例子说,我在担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与不少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打过交道,他们每次到中国来,都会来找我聊一聊。我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出版了更多的关于美国的研究,在中国读者中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我的美国老朋友中,有耐心读我的著作或有兴趣与我讨论我的著作的人却很少。他们的兴趣更多是在近期的政治上,而不是在思想和学术上。

        王希:自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后,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和美国各自在内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双边关系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您长期研究中美关系,不知道您是否观察到两国关系的本质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吗?

        资中筠:在所有这些年里,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影响两国接近或疏远的根本因素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当然,有些变化是随着更大的、全球性的国际背景和大国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譬如,苏联的“威胁”现在不复存在了,这是当时促使中美两国共同迈出关系正常化第一步的一个战略考虑。我从来不对一种通畅和亲密的两国关系抱有任何幻想,也不担心这种关系会恶化到迎头相撞的地步。我对双方领导人的理性思考还是有信心的。但现在来看,有一些新的发展使我产生新的忧虑。

        王希:您指的是什么?

        资中筠:我指的是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这已经是今天的现实了。在有的国家看来,这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和霸权平衡的一种挑战。我对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我看来,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摩擦是经常发生的。这不是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中美之间的问题埋藏在它们各自不同的发展进程之中,双方被因为缺乏互信而想象出来的、并非真实的利益冲突所误导的危险是存在的。

        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个短暂时间内,人们期待美国作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会,带头裁减军备,将世界带入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但不幸的是,另外一种思想路线占了上风,它主张美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阻止任何潜在的、对自己的霸权形成挑战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从而巩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9•11事件”为这种观点的胜出提供了关键的推动。美国不惜以战争手段来“推动民主”和“政权变更”,加上其拥有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巨大的武器装备,着实引起世人的担忧和恐惧。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人的感情很复杂,既有恐惧,也有嫉妒,尽管头脑清醒的人都清楚两个国家实力之间存在的真正差距。长期以来,对华政策中的台湾问题始终是美国国内政治竞争的一个牺牲品。现在,当美国遭遇了自己的经济困难,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人民币的价值,也可以再次方便地成为替罪羊。总体来说,美国公众对弱小势力倾向于给予慷慨的帮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期,中国的地位符合弱势的位置,而且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是朝向美国欢迎的方向。现在,情形发生了变化,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方面,因为国家GDP在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这种增长发生在美国和欧洲遭遇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的时刻,导致了某种骄傲自大的心态,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间。那些人往往忽视或无视国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发展落后,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尤其是向美国学习。但现在的心态变了。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般”成长证明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对于当前所有因不公正和治理失败引发的公众不满和社会动荡来说,都简单归为“境外敌对势力”的挑动和怂恿。此外,抛开美国在海外的霸权不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缺陷,如它的国内经济和政治丑闻所暴露的,也引发人们对美国民主体制的优越性的普遍怀疑。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是谨慎的和有节制的,是基于对形势和双方利益的客观评估之上而做出的。但随着互联网和博客的发展,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可能会更加容易地得以传播,并对政策制定施加某种影响。这是当人们在评估影响未来双边关系的因素时需要加以考虑的新现象。

        王希:就您的观察而言,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如何评估?

        资中筠:上面提到的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做的观察。至于具体的问题,它们总是存在的,而且不断地冒出来。需要提及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美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的重新加强,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领域。关于这一海域的岛屿归属的争端早就存在。在过去,美国宣称的政策是不卷入争端,保持低调。然而,美国最近却对这一地区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并大大增加军事布防的力度,它展现的姿态只能被理解为在这场卷入多国的争端中它要给中国施加压力。美国的卷入只能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并会使情况变得危险。此外,它会触动一大部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尤其是军方。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的时刻,美国公众不停煽动“中国威胁”论,这将导致两国关系中更多的摩擦。我看这不仅是一个新的负面因素,而且是一个具有严重危险的因素。

        即便如此,我对双方保持一种基本正常的、可控的关系具有信心,因为双方的政策制定者至今为止都展现了足够的冷静和智慧,可能制止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脱离轨道,把世界拖进一个更加危险的情形之中。

        王希:既然您提到了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人心态和自我意识的变化,我想听听您对最近针对“中国模式”的辩论的看法。

        资中筠:我不清楚所谓“中国模式”的内涵是什么。通常一种“模式”指的是可以复制或可以为他人所遵循的东西。譬如说,1978年之前,中国遵循的是苏联“模式”。1978年之后,中国已经踏上了远离那种模式的道路,但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的转型当然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国家历史和条件的限制,它所选择的道路必然与其他国家的道路不同。所以,我把它称做“中国道路”。我想,提倡“中国模式”的说法,是希望凸显现有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党主导的集中领导体制,二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根据他们的说法,与民主政治相比,在现有制度下,决定可以不经过公众讨论而做出,所以决策的效率很高。国家预算不经公众监督,政府可以在类似精彩绝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的项目上任意花钱。所以,许多人将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归功于这种制度。

        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事实和逻辑来检验历史。首先,中国经济的实际力量被大大地夸大了,GDP本身只是评估和衡量中国发展质量的因素之一。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将经济发展的方式转移到大部分国家在历史性经济转型时期所选择的道路上的结果。“改革开放”实际上正是偏离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实践。在另外一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不完全的改革和旧体制与旧行为的继续存留。

        另外一个我想强调的观点是,人们通常忘记了一点,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不是从1978年或是1949年才开始的。保守地说,是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了,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1930年代,到日本入侵之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今天向现代化的继续推进打下了基础。根据1927年的一篇文章,当时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在全世界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因为它拥有巨大的人口,按人均收入计算,普通中国人比日本人普遍更穷,今天也是一样。所以,说中国在三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三百年里取得的成就,而且把它称为“中国奇迹”,是一种误导。如果我们需要计算中国现代化历史有多少年的话,我们至少应该算一百七十年,而不是三十年。

        我认为,目前,市场经济远不是健康的,它缺乏有法治保障的自由、平等的竞争。我不需要在这里详述那些使发展不可持续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如过度的污染、对自然资源的耗竭、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肆无忌惮和无孔不入的腐败等。因此,目前的发展轨迹只是瞄准GDP的表面数字,我把这种发展方式称做“饮鸩止渴”;在中国能够取得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可持续的结果之前,在中国能够走上一条更为健康和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之前,任何对中国拥有正常的世界大国地位的谈论都显得为时过早。

        (摘自《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39.00元。原标题为《毕生的追求:求知、启蒙与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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