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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5年09月01日 星期二

    “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

    张惠卿 《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

        “灰皮书”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延续到1980年为止将近二十年间出版的一批特殊的书籍,是为了配合党中央发动的针对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反修斗争,特别是中苏大论战的需要。当时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安排,在中央编译局等有关单位的规划、编译和协作下,指定由四家出版社,主要是人民出版社(用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还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出版了这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都是作为“反面教材”,属“毒草”性质,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就称为“灰皮书”。

        “灰皮书”均为内部发行,封面、扉页上都印有“供内部参考”或“供批判之用”的字样,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于同样目的,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研究用的反映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书也都是内部发行,采用黄色纸封面,故又称“黄皮书”。它和“灰皮书”的性质相同,前者是文艺作品,后者是政治理论书籍。

        “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断。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结束,先后共出版了二百多种。

        “灰皮书”出版的目的,固然是为了配合国际反修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中冲破了我国长期以来文化禁锢政策的桎梏,为我国广大学者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使他们可以作出比较研究,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因而受到了学术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和欢迎。它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大家始料不及的。

        一

        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之后开始的,核心问题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并涉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我们根据列宁、斯大林的一贯学说和主张,认定苏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到1960年初毛泽东主席决定公开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国际反修斗争从此展开了。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康生为组长的反修领导小组,并由中宣部调集了理论界的许多精英人才,组成写作班子,酝酿和苏共展开大论战。

        “灰皮书”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了。因为要和别人论战,不清楚对方的立论和观点,不了解他们的基本思想,也就无法深入分析和批判。我们过去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样批判他们,却完全不知道这些“反面人物”的具体观点和思想。

        例如苏联报刊攻击我们搞托洛茨基主义,使中央领导同志十分恼火,邓小平同志说:“赫鲁晓夫诬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反驳不可。”可是我们过去紧跟斯大林“反托”、“肃托”几十年,却从未系统了解和研究过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言论。因此毛主席特别指示,要尽快把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来参考。

        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同志和副处长许力以同志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用同志为该室主任,冯修蕙同志为副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由我任组长。

        承担这套“灰皮书”的规划和翻译任务的是中央编译局。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的同志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后来又增列了一大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著作和资料,即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著作。

        书名列出以后,找到原著至关重要,但这项工作进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著作,不要说国内,国外也很难找到。

        当时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获得,因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根本无法找到他的原著。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只好从苏联几十年来出版的《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和有关报刊上一页一页地翻找,终于找到了托洛茨基的一些重要报告和文章,但毕竟不是他的系统著作。

        有人想到我国的托派组织过去翻译和出版过许多托洛茨基的著作。1952年12月,我国公安部门曾有一次全国统一的“肃托”行动,把在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收审,上海人数最多,也最集中,他们保留在家中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这些书当时如没有销毁,应当还在什么地方放着,这是一个重要来源。

        1963年初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去了上海,向上海市公安局的有关同志说明来意后,他们极为重视。但是事隔十年,这批书是否还在,放在何处,谁也记不清。后来总算找来了经手过此事的同志,几经周折,终于在他们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已积满了灰尘。我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一本一本地拣了出来,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我记得有二十多种,包括重复的共有数十本,还有几种法译本和英译本。我如获至宝。经上海市公安局同意,我把这些书全部拿回北京,总算不辱使命。后来我知道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也藏有若干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原中共“一大”代表、中国托派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曾在1929年到土耳其去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的刘仁静,当时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当他得知我们正准备出版托洛茨基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误以为党中央可能对托派问题有什么新的政策,十分高兴。他对我说,他那里藏有几部托洛茨基的原著,可以提供给我们,我当然喜出望外。他就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给他的七本《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献出来,虽然不全(托的这部文集共有十多卷),但十分珍贵,这些书后来都被用上了。

        “灰皮书”的编译工作除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参加外,我们几家出版社还组织了一批懂外文又熟悉理论的专家参加。因为许多著作内容深奥,又有好多不同的文种,所以很难翻译。当时南斯拉夫被当成一个重要靶子,为了直接从塞尔维亚文翻译他们的著作,还专门在高级党校开设了一个教授塞文的学习班,为一批懂俄文的译者(因俄文和塞文都是斯拉夫语系,很接近)培训学习,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了难得的塞文人才。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著作选录》。

        二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二十二大指责了阿尔巴尼亚党,我们则坚决维护和支持这个反对“苏修”的欧洲盟友,并认为欧洲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都已变修,成了“修党”,漆黑一片,只剩下阿党这一盏“明灯”。在这场国际反修斗争中,只有他们和我们遥相呼应。

        困难时期, 1962年初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向中央提出了要在国际上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四面树敌,认为我们的对外方针首先应该是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正确意见在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看做是修正主义言论,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并与此相对,作出了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和派别的方针。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不欢而散。会后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布了和中共的分歧所在,系统地阐明了他们有关国际共运的基本观点。我们从9月开始直到1964年7月将近一年的时间,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署名,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论战文章,那就是著名的“九评”。

        在“九评”的所有文章中,我们都把自己称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以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义,始终站在正确一方。这九篇批修的论战文章,革命气势磅礴,当时在全国被看做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的典范佳作,大家都怀着自豪和激动的心情,认真学习和研读。可是今天重读,却令人吃惊地发现,文中竟充斥着大量“文革”式的语言,强词夺理,无限上纲,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年认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论断未必就是真理。

        这场中苏大论战我们不仅是针对苏共,也针对凡和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把他们全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党。随后我们又同全世界80个共产党中的70个党中断了关系。

        为了配合中央四面出击的反修斗争,“灰皮书”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最多,超过了100种。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带有学术理论性的“反面”著作外,很多都是有针对性的,以及时提供给反修写作班子撰写“九评”做参考之用。如《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的言论摘录》、《赫鲁晓夫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谬论》等等。

        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我们当时对南斯拉夫的社会改革措施,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大肆挞伐。这两年针对南斯拉夫的“灰皮书”集中出版了二十多种。我们把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发展私人企业,引进外资,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农村实行自由贸易,容许发展个体经济等改革措施,都看成是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复辟的典型事例加以批判。今天完全可以说,我们是把是非黑白全部颠倒了。

        从这个时期“灰皮书”的出版状况可以看出,这几年大张旗鼓的反修斗争,问题究竟在哪里。尘埃落定,应该说,这种加紧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决策和行动的严重后果,就是引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场斗争既是“文革”的预演,也是“文革”的前奏,国际反修斗争变成了国内反修斗争,我们紧握住已被苏联丢弃了的斯大林这把刀子,把苏联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后,就来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酿成一场全国性的惨祸。

        三

        1966年上半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造反浪潮很快席卷了全国。中宣部变成了“阎王殿”,出版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五界之一(还有四界是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最先遭到冲击。绝大部分图书都被当做“封、资、修”毒草而遭封杀,全国所有图书馆也被迫关闭。出版“灰皮书”更被看做是“大放毒草”,是出版社“走资派”的一大罪状,当然立即中止。

        这时全国除了大印特印毛主席著作,包括选集、各种语录本、合订本、汇编本、单篇本等等(当时地方、部队、一些大的造反派组织都可以自行编印)以及毛主席像以外,所有正常的出版工作都已停顿,“中央文革”指定成立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替了已经瘫痪的文化部出版局,行使全国的出版管理大权。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为了扭转这种文化教育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可怕局面,首先抓了出版工作,他想从恢复图书出版着手来逐步恢复我国的文化事业。

        1971年3月,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是“文革”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专业会议。

        周总理三次在深夜接见会议代表,仔细听取汇报,审改会议文件,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同时对整个出版工作作了详尽指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使我们这些与会者感慨万分。

        同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给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泼了一盆冷水。接着不久,美国尼克松总统和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相继访华,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逐步趋向缓和。虽然仍有“四人帮”的干扰,但出版禁区已在缩小,工作逐渐恢复。人民出版社的“灰皮书”,从1972年开始,在反修的名义下又继续出版了。

        而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已有了很大变化,赫鲁晓夫早在1964年下台,并于1971年去世,只是苏联的基本国策并无多大改变,我们称之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我们的国际反修任务没有结束,但热潮已经过去,“灰皮书”的出版也放缓了步伐,数量已大大减少。

        后几年出版的“灰皮书”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苏联的著作和资料,主要是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如《赫鲁晓夫回忆录》和它的续集《最后的遗言》,在1973年和1976年出版后,风靡一时。还有米高扬的回忆录《斗争之路》,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等。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揭露苏联内幕的书,如《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克格勃——苏联特务的秘密活动》等。另外还出版了苏共二十三大、二十四大、二十五大的主要文件汇编等书。这些书主要是提供了研究资料。

        另一方面是中央编译局早已着手编译,正陆续完成的一批言论集,是从这些所谓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重要人物的许多著作中找出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言论,加以汇集的。这是一项十分费力和艰辛的工作。《托洛茨基言论》是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种“灰皮书”,以后就不再采用“灰皮书”形式,“灰皮书”的出版工作至此宣告结束。

        四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拨乱反正,全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思想理论界也迅速活跃起来。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学者都迫切要求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二战后二三十年来国际上发生的新情况和产生的新思想。

        很多知识界人士纷纷向出版部门建议,希望有关出版社参照过去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办法,继续翻译出版一些现代外国的政治学术著作,供大家研究参考。因为很多学者不懂外文,即使懂外文的,原著也很难获得,这就需要有中文译本。这项建议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赞同。

        1980年4月,在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同志的倡议下,由陈翰伯(国家出版局代局长)、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惠德(中央编译局局长)和曾彦修四人出面,在国家出版局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会议一致同意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此类书籍,决定在国家出版局的直接领导下,由人民出版社牵头,邀请中央编译局,社科院的马列所、情报所、苏东所,中联部七局,外交部苏欧司,北京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参加,由十几位熟悉业务的专家兼职组成一个“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目规划小组”,由他们来确定选译的书目。

        同年7月,这个小组的同志选出了一百本书,每本书都写有简要的内容介绍,编出了一份《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书目(一百题)》,分送给中宣部、国家出版局有关单位审阅,同时也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位中央领导同志。

        没有想到的是,《选目》送出后的第三天,即1980年7月21日,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就收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下列批示:

        我赞成翻译现代社会主义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一类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位有水平的行家再精选一下。

        耀邦同志还在退还给该室的一百本书目的许多地方打上了红杠,表示关注。说明他仔细读过每一本书的介绍。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1981年1月经中宣部同意,国家出版局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由全国几十家出版社和有关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确定了这套书的统一名称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明确了读者对象和发行范围(不发县级书店)。

        到1984年初,列入选目的著作共出版了约一百种,已在翻译和排印中的还有二三十种。

        1984年2月,在全国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后,有关同志对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著作作为自由化倾向的严重实例,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这套“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的出版工作,无形中也就宣告结束了。

        (摘自《“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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