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变。特殊的机缘和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与三位影响中国的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密切的交往，这在一代海外华侨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
1909年，陈嘉庚经当时的“潮（州）帮”领袖林义顺引见，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这位名满天下的革命家在晚晴园的演讲，让陈嘉庚眼前豁然开朗，也让他萌生了革命的冲动。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从欧洲取道新加坡准备回国，陈嘉庚资助一万元给孙中山作路费。临行前，孙中山又向陈嘉庚先生提出，回国后如需款项可否提供帮助，陈嘉庚亦慨然允诺。
孙中山回国后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拟往南京赴任前，来电请陈嘉庚给予经济上的帮助，陈嘉庚立即汇寄五万元。这笔捐款，是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前数额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作为海外负有声望的侨领，他力主国家统一，认为只有国家统一才能达成民族复兴之目的。基于这样的理念，1936年发生“两广事变”时，陈嘉庚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央政府，先后致电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广西军政当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坚决反对“西南异动”。在致广西军政当局的电文中，陈嘉庚苦口婆心劝导说：“彼等苦心治理广西十余年，誉隆全国，万万不可轻弃。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
这一年，蒋介石迎来五十寿辰，国民政府发起向蒋介石“献机祝寿”运动。驻英国大使向驻马来西亚总领事发来电报，要求动员马来西亚华侨捐献国币十万元，购买一架飞机献给蒋介石。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陈嘉庚将此事看做一场爱国运动，不仅接受了这个任务，还出面与英国殖民当局斡旋，请当局允许他们开展捐献军用飞机活动，因为捐献军用飞机明显违反了当局制定的军械管制的相关法律。在陈嘉庚的努力下，马来西亚各埠华侨踊跃捐献，共募得资金一百三十余万元，购军用飞机十三架，成为当时国内外轰动一时的新闻。
陈嘉庚此举大大提高了南京政府在海外华侨心中的威望。尽管陈嘉庚对南京政府派驻海外的一些官员十分不满，时不时指出他们的劣行，但在抗战这个大前提下，他只有一个目的：自觉维护大局，一切为了抗战。
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3月28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官邸接见了陈嘉庚一行。此后，除参观考察和慰问之外，陈嘉庚亦多次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向陈嘉庚询问南洋华侨的状况，陈嘉庚据实以告，并希望等战争结束后，政府要重视侨务工作，加强同海外华侨的联系。至五月中旬，陈嘉庚踏上了西行慰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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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西行的第一站是兰州，当飞机徐徐降落兰州机场，前来欢迎的人中，有不少福建人，这让陈嘉庚颇感意外。驻扎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也亲往机场迎接。朱绍良自我介绍时说，他虽然祖籍江苏，但出生在福州，从来都是以闽人自居，因此在他麾下的闽籍人士不下二百。陈嘉庚知道甘肃一带过去盛产鸦片，财政收入一半以上依靠鸦片税。由于禁烟，鸦片税取消，财政收入如何解决，这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
在兰州期间，陈嘉庚见到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傅作义向陈嘉庚出示数柄缴获的日军高级指挥官所用战刀，讲述了战场上的见闻。在他看来，日军现在的士气已经大不如从前，过去日本兵作战誓死不降，而现在则偷着学中文的“饶命”。这让陈嘉庚感到欣慰。
在西安，陈嘉庚会见了胡宗南、程潜、蒋鼎文等军政要员，还在胡宗南陪同下，赴终南山检阅军校会操，与官兵一同在操场上“席地而食”，这种体验让陈嘉庚颇感兴奋。
让陈嘉庚颇感不快的是，他的西安之行并不自由。慰劳团原已选定住处，而派来接待的寿家骏科长似乎有些热情过头，不顾慰劳团反对，强行将他们的行李移往他处。更让陈嘉庚不满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前来拜会，邀请慰劳团一行于次日到八路军办事处赴宴，周恩来从延安去重庆路过西安，也将一同参加会见，陈嘉庚先生欣然接受邀请，不曾想这位寿科长百般刁难，使他未能成行，这让陈嘉庚先生觉得十分过意不去。
尽管明知连出行都会被盯梢，陈嘉庚仍然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毫无顾忌地发表演讲。针对回国后见到的种种不良现状，陈嘉庚在西安发表演讲指出：“多难可以兴邦，是则抗战可以建国。鄙意抗战与建国，亦如种植树胶分作两时期，第一时期抗战胜利已无问题，第二时期为建国，必须消除贪污，如树胶之防恶草白蚁，则建国绝可成功。”
5月30日，陈嘉庚先生一波三折的延安之行终于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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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陈嘉庚延安之行的顺利，八路军办事处派出两部车专程护送，寿科长亦奉命带车陪同。此行除了去延安，陈嘉庚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专程到桥山祭扫黄帝陵。
从未离开过祖国的人，很难理解海外华侨那种寻根问祖的热切心情，更难以理解陈嘉庚对“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发自内心的那种崇敬。陈嘉庚有很好的国学功底，他甚至能背出《史记·五帝本纪》中那些关于黄帝的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向来不讲究排场的陈嘉庚，祭扫黄帝陵时破例对县长及学生百余人亦来参加祭祀感到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15年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嘉庚重访延安，再次祭扫黄帝陵时，发现黄帝陵年久失修，满目荒凉，心情十分沉重，一回北京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描述了他所看见的黄帝陵破败情形。毛泽东接信后将陈嘉庚的信批给周恩来：“周总理，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陈嘉庚为新中国成立后倡议保护黄帝陵的第一位公民。如今的黄帝陵，一年一度的祭祀盛况空前，海内外名人趋之若鹜，冠盖云集，但偌大的陵园却找不到一块儿记载陈嘉庚保护黄帝陵事迹的碑铭。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健忘。
1940年5月31日，祭祀完黄帝陵之后，陈嘉庚一行继续北上，中午抵洛川县城时，遇到不少欢迎的民众，近看却发现都是一些穿着破衣烂衫、面无表情的百姓，显然都是刻意组织来的，这让陈嘉庚感到不安。在他们停车用午餐时，这些老实巴交的百姓中竟有人往他们手中塞了不少反共传单。快出洛川地界时，又有人往他们车里强行塞进不少这类传单。做事一向光明磊落的陈嘉庚，对这种阴谋伎俩感到厌恶，而且更增加了他对延安的好奇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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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给陈嘉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他已经从斯诺对这里的描述中感觉到这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土地，但真实置身于黄土高原时，还是让他感到一种震撼。车过黄帝陵，植被逐渐稀少，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尽显雄浑与苍凉的本色，天地也变得开阔起来。
为迎接陈嘉庚的到来，延安做了精心准备。慰劳团本来预计到达的时间是六点钟，陈嘉庚一行五点半就抵达了延安城。当时，欢迎的人群还来不及做好准备，场面多少有点尴尬。不多时，数千人就聚集在延安南门外的小广场上，热烈欢迎陈嘉庚的到来。陈嘉庚注意到，在前两排就座的军民，居然大都能听懂闽南语。
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发表讲话，对没有组织好欢迎的队伍表示歉意。陈嘉庚则向人们介绍了南侨总会派慰劳团回国的意义与作用等。正说话间，会场后方一阵骚动，过了一会儿才平息。据说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捣乱。哪曾想到，抵达延安后，同行的那位西安方面派来的科长，又不知趣地送来一些反共宣传品，陈嘉庚只好当面揭穿这些把戏，将这些文件当场扯得粉碎。他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破坏自己到延安后的好心情。
陈嘉庚被安排住在延安交际处，这是延安老城外一处简陋的招待所。但在延安，这已经是最好的下榻之处了。当时，住在这里的还有著名作家茅盾等人。毛泽东特意派了自己的警卫员陈昌奉为陈嘉庚服务。这是一位干练勤快的小伙子，听说参加过长征。陈嘉庚在聊天过程中饶有兴趣地向他了解了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
次日上午，陈嘉庚在朱德及其夫人康克清的陪同下参观延安女子大学。接待他们的是王明夫人孟庆树。虽然陈嘉庚已经住过一晚上窑洞，但在女子大学看到能容几十人坐在里边上课的大窑洞时仍然感到惊奇。从女大出来上车时，一路陪同他的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不小心把头磕到了车门上，当时便血流不止。医生赶来包扎后，又将其送往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两天后，他的另一位随员侯西反先生，也因为饮食原因腹泻不止，亦不得不休息治疗。
接连发生的两个不幸事件，打乱了陈嘉庚原先计划在延安只逗留三四天的行程计划，为陈嘉庚了解延安留下了更多时间。
陈嘉庚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平等无阶级”。毛泽东亲切随和，从容不迫，所有人在他面前似乎都无拘无束。在延安的九天时间里，陈嘉庚与毛泽东多次会面。谈话中陈嘉庚最关心的还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问题。同时，他也专门跟毛泽东谈了他对华侨与祖国抗战的见解。他对毛泽东说，华侨的义捐款虽然不少，但只占到一般汇寄家用的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的侨汇也十分可贵，因为这些侨汇可以直接兑换成白银，作为政府发行货币的依据。他举1939年为例，南洋华侨加上美洲华侨，汇回国内的侨汇达11亿之多，若政府以半数往外国采办军火，以半数用作发行纸币的基金，可增发四倍以上的纸币充作军费，这比发行债券要可靠得多。
作为资本家的陈嘉庚，在当时就有这样的战争经济学的观念，实在是很了不起的。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只是微笑，连连抽烟，并不答话。在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谈话的时候，陈嘉庚多少明白了延安的窘况。朱德对陈嘉庚说，当局对我们成见极深，“如步枪子弹，原定每月供800万粒，如约交付者只有一年，过后屡催不交，或交少数。向蒋委员长交涉，曾下手令嘱交，亦领不足，迄今已8个月无交一粒。又自抗战以来，未有交我一支步枪、一粒大炮子弹，其他可以想见。如君不信，见蒋委员长可问是否属实。”
陈嘉庚有时心细如发，很注意观察细节。他知道陕北多山少水，罕有大米，但他却每餐都能吃上大米，这让他过意不去。有一天，毛泽东来看望陈嘉庚，陪他吃过晚饭之后，问明寿科长的住处，径往寿科长的窑洞走去。他以为毛泽东只是进去寒暄几句就会出来，过了半个钟头出门观望，还不见毛泽东出门，不免十分感慨：“时近十点钟，洞外晚风寒冷，余乃入洞安眠，不知毛君至何时回去。以一省府之科长，毛主席竟与之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也。”
在朱德陪同下参观延安抗大时，正遇上师生比赛篮球。见朱总司令亲自来观战，学生与观众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并无一人起来敬礼。一位学员还冲朱德大喊：“总司令来一场！总司令来一场！”全场也跟着起哄。朱德真的脱去外衣，与学员们上场打起了比赛。
在延安九天，陈嘉庚明察暗访，尤其是很注意向那些学生了解情况，并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了解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他向来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见延安商店大多数为私人经营，与政府无关，边区农民土地亦私有，赋税不重，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民选，官员贪污予以严惩，他甚为满意。过去听多了关于“共产共妻”的传闻，陈嘉庚特别注意青年男女的行为举止。他发现延安的人们坐谈起居，自然有序，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需向政府有关部门签押注册即可。陈嘉庚由是感觉到延安政治的清明。
告别延安时，陈嘉庚希望能为随行人员的治疗支付一些费用，也希望按海外惯例付些小费给那些服务人员，但都被婉言谢绝。为李、侯二位治病的傅连暲大夫，是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又是福建龙岩人。陈嘉庚对这位因悲悯红军缺医少药，遂举家跟随红军长征的前教会医院院长大感兴趣，详细了解了他的工资收入与工作待遇。傅连暲说，自己的工资是最高的，每月边币32元，而毛泽东的工资每月仅5元。
6月7日，延安各界代表在延安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毛泽东、朱德、王明等领导人出席。王明致辞后，陈嘉庚登台讲话，除感谢延安对他的热情招待外，仍着重强调国共合作。他借着王明的话说：“顷闻陈主席伟论，余万分喜慰，极表赞同。能如蔺相如之推让，一致对外，乃国民全体之愿望。至于团结两字，甚为重要。自抗战以来，海外华侨闻国内已能团结对外，欣幸莫可形容。此回归国经过各要区，多贴标语，非‘团结一致’，则‘团结对外’，而贵处标语亦然。今晚复闻贵主席亲言，可见全国除少数如汪贼外，大都喜欢团结，是即四万万五千万人皆欲团结，知非团结不足以救国。”
陈嘉庚并不一味挑好听的话说，他在演讲中也严肃地指出：“此后如万一（国共）不幸破裂，则不团结之罪，两党二三位领袖当负全责，而非我等民众不能团结也。”
在延安八九天的时间，陈嘉庚感觉他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是一个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在《南侨回忆录》中专门有《重庆与延安》一节，专门记叙他的观感：
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委员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莱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贵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际不甚适合耳。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如云陕北地瘠民贫，政府局部甚小，故不宜如首都应有尽有者，亦属有理。然余所不解者，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
何谓“不官不党后第三者地位”？公民是也。
陈嘉庚一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以一位公民身份，一生都没有停止对政府与官员的批评。他觉得如单从表面现象评论重庆与延安或有失公允，同时也担心地指出：“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
（摘自《第一公民：陈嘉庚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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