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繁花》，是看轻时代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就算它重要，也是因为这几十年，我们活着，所以觉得特别重要。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人的一生，不是一棵树，是一片树叶，最后都会不知所终。
我们在上海作协的食堂吃面。方桌铺着猩红的餐布，穿白色制服的大师傅在柜台后捏着勺子，可以帮你再添一碗。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小洋楼建于1926年，是建筑师邬达克的作品，原本属于富商，1952年收归国有，后来成为上海作协的办公楼。阴雨和藤蔓植物弥漫着墙面，穿过门口的罗马立柱，中心楼梯盘旋而上，楼梯边是废弃堆叠的办公桌椅，浓重的社会主义“单位”气息。
我说我也以写字为生，金宇澄说，你一定要找出自己最擅长的地方，要多认识人，多发表东西，慢慢地，大家就知道你这个名字了。他逐一就每种文体，指出可能的方向、人际路线。至于小说嘛，他低头搅动着凉面，如在《繁花》中频繁出现的那个词，不响。他说，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小说编辑，我是知道的。
知道什么？1985年，三十三岁的金宇澄在《萌芽》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失去的河流》。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传奇年份，同龄人王安忆发表了《小鲍庄》，莫言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文坛上论争不休，“寻根文学”正热。1988年，金宇澄调到《上海文学》做编辑，他逐渐放弃了小说。1990年代，中国急速转向消费时代，一切东西都可卖，文学无法进入定价体系，被社会浪潮甩脱。金宇澄钟爱留恋的1980年代，像一场狂野的大火，被浇熄了，灰烬埋于地下。直到2011年5月10日，他在弄堂网上写下第一句：“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金宇澄把方言、文言和普通话，锻成新的节奏。小说人物絮絮叨叨，或是不响，玩许多小心思，都是不彻底的人物，上海这座城市的世相。二十多年过去，火灰酝酿，成为肥料，不意长出树来，树上繁花似锦，引来许多人观看，惊异相询，哪里来的这么一号人物？
小说这条路如此漫长艰难，荣誉到来时，又如此出其不意。
金宇澄高而瘦，棉布衬衫，短裤球鞋。很少见到谢顶的男人仍如此斯文清癯，边缘的头发散逸在肩上。声名来得太晚，他仍不能适应，一开始就说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有问题”，纷纷寻来的采访令他苦恼。他并不注视采访者，而是望向空无一人的前方，聆听和回答问题，语句缓慢悠长。办公室里，为了遮挡阳光，窗户上贴了许多印有“上海文学”字样的信笺。
在新的文学地层中，年轻写作者常常急于操持话语，弑去八十年代的前辈。在“文革”中成长的作家们，没有完备的知识结构，也难以接受时新理论，但是他们富于想象、譬喻，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是具体可见、充满细节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叙事的激情，总怀揣许多故事，琢磨一个不一样的形状，放在读者面前。这就是小说家。
《单读》：我有一个发现，在中国其他地方，咖啡馆里都是年轻人，或者是所谓的商务人士，但是在上海，咖啡馆里中年男女很多，有些还在里面谈恋爱。和《繁花》对照，我就想，在今天的中国，每个城市年轻人的生活不会差太多，不同的恐怕就是中年人、老年人的故事。上海毕竟城市的历史比较长，生活也比较复杂。
金：你这么一说，是有这样的地方，包括餐馆、老式蛋糕店，一般是老店。这些店中午生意特别好，因为年纪大的人晚上不愿意出来。老上海菜，松鼠鳜鱼那种，也有老概念西餐，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看报纸，很安静地小声说话的样子。也有六七十岁的男男女女，不知道身份的，穿戴整齐，背带西装裤，普通蓝布中山装，中午慢慢进来吃饭，看不清具体身份。这个大概就是一座城市的复杂性。
《单读》：上海的中老年人，不仅经历丰富，同时个人生活、人情上也比较复杂。比如《繁花》写到的中年男女，关系非常暧昧，这种人际关系恐怕是属于城市的。你还写道，上海女人有三宝，作、嗲、精，跟北方人特别不一样。
金：有个北方朋友看了《繁花》，说原来你们上海就是这个样子，灰蒙蒙的，曲里拐弯的，看不清的男男女女，它有许多灰色地带。城市越是密集，接触的人越是五味杂处，人的生活越是复杂。村子里头，做错一件事情，所有人都记得，你跑到城市里边来，就像一个海洋一样，人就消失了。
有一个上海女读者说《繁花》“很黄”，上海的陈村认为《繁花》一点“解渴的”都没有，肯定被编辑删节了，分歧在这里。我只是觉得，上海跟俗世脱不开关系，很多面貌，很多暧昧，很多的意思，可以说都有，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俗的魅力就是这样的。旧上海这一块内容更完整，到如今也生机勃勃。最丰富的总是灰色系的无穷变化，年代在变，更密集的人，更活跃的声音。也有某女读者有疑问，我们上海女人这样低俗吗？上海的高雅女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上海高雅”就像“上海旗袍”，已经重复无数遍，差不多是上海的代名词了，它们背后那些暗淡的弄堂街道呢，普通面孔呢，普通人的生活，不那么标准的三围，便宜的印花纹样等等呢？那是《繁花》感兴趣的地方。
《单读》：小说里写到很多市井故事，这么多的素材哪里来的？您有记录的习惯吗？
金：有意思的事，是不大会忘的。《繁花》开头引子那一节，一个通奸的人，整条弄堂闹得沸沸扬扬一塌糊涂，是二十几年前我听人讲的，就这么几个关键字。这还需要笔记吗？根本不需要。我就觉得太奇特了，非常生动，就记住了，而且特别符合中国人这种热热闹闹的样子。西方也是，很多小说取材于社会新闻，比如说《洛丽塔》，就是一个案子。
我吃晚饭的时候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家里死了半年多了，盖着被子，邻居都闻出味道了，电视台就冲到她家里去拍，公安局什么的都去了，太恐怖了，家里乱七八糟。电视台采访老先生，老先生说，我一点都没觉得有味道啊，我晚上睡不着觉，手一碰，我老太太在我边上，我就睡着了。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就是生活。有一个小说《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就是这个啊。生活就是每天在我们面前，这种东西看到了就不会忘记。
只不过《繁花》是集合在一块儿的声音，各人的故事习惯，散点的日常百姓的情况。西洋人自己吃自己一份，中国人叽叽喳喳一桌人吃，想想我们那些饭局，听那些碎片，基本是这样，每人都一直在说有意思、没意思的。中国式消闲，是素材聚会，天南海北，都这样讲和传来传去。
《单读》：您曾经谈到上海被误解，这是什么意思呢？
金：奈保尔最近来上海书展，主持人一直在问他对上海印象如何，他说我还没有看，还没有出去过啊。他出去了会是什么印象，我想起他的“印度三部曲”，整体对印度没有什么定论，局部倒是非常清晰到位。上海也这样吧，是模糊的，看不清楚，是容易误解的上海，但它的局部可以看清楚。
上海一直在急剧地形成中，开埠时代、太平天国时代、日本人打上海时代，都有那么多人跑进来，人人差不多都希望往这里跑，往租界跑，那里安全、自由，有商机，适合生活。那么多作家都喜欢租界，住上海亭子间，引人注目，也引人议论，这是没法的事。殖民主义引来大量的人，大地主、大知识分子跑到上海躲各种事，做各种事。鸳鸯蝴蝶派文人包天笑是苏州人，他回忆说在学生时代，苏州的长辈们都一致讲，上海是个“坏地方”，轻易不能去。可是苏州最有能力的人，最后都住到上海来。以后新中国成立了，户口三十年不流动，一开放，还是大量人口跑进来，富人、知识人都愿意来这个“坏地方”发展。这个聚焦说起来历史很短，就好像说美国年轻，实际欧洲最能干的人、最有想法的人，欧洲村子里最开通聪明的人，都跑去美国。传统欧洲也一样认为美国是“坏地方”，但也知道这种“坏”很有价值。这就是我说的误解。
其实对上海人的评价，经常是知识分子对上海小市民的评价。你做研究，就该以上海小市民和某地小市民做比较才合理，是不是？小市民其实都差不多的，就像各地知识分子也很相似。
《单读》：这种误解，大概也和上海比较早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有关。人们面对上海，也许有面对西方的复杂情绪。
金：是不土不洋的风景，种种碰撞集中在上海。我写了这个小说，越来越觉得上海陌生，好像一座原始森林，个人怎么可以了解它。我只看了附近一小块地方、身旁的植被、一小队蚂蚁，很难想象我可以做个总结，可以全部了解它。最普通的上海旧马路、旧弄堂，只不过百年，我眼里却像是有千年的老态，存了更多的房客和气味那样。即便是名人宅邸，也是秘不示人，或者就是拆没了的那种。就比如上海书展这块地皮，过去是人人知道的哈同花园，从伊拉克来上海的英国人哈同造的，他迷中文，迷中国人这一套，园中收了几个故宫的太监，建学校，进来出去的都是风云人物：隆裕皇太后、王国维、孙中山、徐悲鸿……包括一箭之遥的民厚里，住了戴望舒、郁达夫、毛泽东、郭沫若，这一带是上海的焦点。后来男女主人过世，日军进园子拆，哈同的养子养女大打继承权官司，都是当年的新闻头条，再后来一把大火，成为废园，最后造了这苏联式建筑，我小学时代是“中苏友好大厦”。现在一个牌子都没有，历史结束了。
我在写作、修订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轻易给出判断。环境大变了，如今的读者应该比作家聪明，和我的年轻时代完全不同。1980年代最用功的学生，一定考中文系，念文学。这二十年来文字最优秀的学生，一般读金融或其他。不吃文学饭，但最懂文学，有最好的鉴赏，都在暗处看你这个文学。如果到现在还真以为作家无所不知，还是庙堂的高度，是很可笑的。普通的作家也就是讲讲人，讲他所知道的人和事，与读者应该平等，把自己知道的那点告诉他们，就行了。博尔赫斯喜欢《一千零一夜》，慢慢讲话，讲他所知道的事，提供给读者消遣与感动，也就够了，醒世教化，大家都懂的。《繁花》等于开门请人来坐，不是豪宅，只是普通人家、芸芸众生，让你看看跟北京胡同有什么不一样，就这么简单。
小说还是要回到你最熟悉的生活。即使你是知识分子，你也还是生活在市民中，你的亲戚朋友、三姑六婆都是小市民，这是分不开的。也有人说，这本书写了上海的小市民，现在上海还缺一本写知识分子的书。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有建立了中产阶级的国家，才会产生知识分子的作品。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三姑六婆。像钱锺书先生写了几个知识分子的《围城》，看完后掩卷一想，还是市民生活啊，是市民的狡黠、市民的刻薄，还是市民味道。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没有改变。
《单读》：这里也涉及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市民生活大家好像更喜欢看，这种题材也富有行动、情节，但是现代小说强调个人写作和阅读，很多作家声称不在意读者，《繁花》因为是在网上写作，直面读者的反应，这是很特别的。
金：是的，假如独自写作，不会做到每天均匀地写一大段。每一大段都用突然结束的办法，是网络的作用，是为了吸引读者才这样的，每一段“且听下回分解”，是留有悬念的，与一般的长篇小说不同。我以前也写过四五万字的中篇，只面对自己，一路推进，没有每一节为读者考虑。最主要的是对自己的怀疑，怀疑我这样写是不是可以。就像画画，画了几笔，退后去看。但是这种心理在网上写的时候完全不需要了，下面有人议论啊，你只要看他们议论就够了。有时候我写了一段非常静态的，底下的回应就很沉闷，没有几个人，我就会警惕：这段是不是太闷了。这个网站里面都是看小说的，五十岁上下的小学中学老师特别多，人也客气，不会骂你。他们应该代表了基层的文学读者。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方式。哪怕你闷在家里写，最后也一样是给读者看，我不过提早让小说进入被阅读的过程。
写作心态上是逐渐地升温，蛮好玩的，写了一段，突然就有读者了。等于你就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你会相当谨慎，特别敏感、兴奋，也特别周到，复杂的氛围、责任感，就像一列火车慢慢开动那样，最后找到一个速度，同时考虑每个站怎么样，速度带着你跑，慢慢占据所有的时间，也不觉得累，醒来就是坐在电脑前，只要清醒的时候，速度和时间就带着你往前。
小说一旦产生，就一直注意它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好状态，以后写长的东西一定要这样来。就好像说本来一个人喝闷酒，找一帮人喝酒不是很好吗？写作我也不把它看得特别高，我们曾经看高了多少小说，实际也不过如此，它要经历时间的考验。
《单读》：所以说如果没有网络，您就不会再写了？
金：肯定不写了。网上闲聊是个意外，最后触动了我，觉得不对了，是一个小说了，因此有一些东西被唤醒了。包括修改二十遍，都是过去的习惯醒了。
《繁花》是一个奇怪的经验，我跟王家卫对谈时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老太太突然怀孕的经验，不足为训。只能说上帝对我很好，很顺利，我的努力超常实现了。
也因为这本书，我非常惊讶媒体的力量。这种快速的反应、相互之间的影响、连续性的报道，八九十年代是没有的，我很害怕，也很不习惯。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一直说文学被边缘化，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有那么多读者喜欢看小说的。我非常看好目前文学与网络时代犬牙交错的状态，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作家出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前一阵讨论的网络写作，遇到过一些网络写手。我知道网络写手是不被娇惯的群落，香港书展的宣传文字里已经认为，网络作家是将来香港写作的希望。所以说，每个时代的表现都不一样。我和《繁花》，是看轻时代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就算它重要，也是因为这几十年我们活着，所以觉得特别重要。我在《繁花》里面写到，人的一生不是一棵树，是一片树叶，最后都会不知所终。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所以说，《繁花》里面到最后有一些虚无的东西，我觉得是对的，我们的传统就是虚无。虚无不是说让你怎么潦倒，它是正能量，正是因为这种虚无，所以要珍惜当下，很好地表现生活。包括人生的终点，文学不大表现，我们小说都表现得很有信心。
（摘自《单读08漫游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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