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塔萨尔的书房

    我从小就爱窥探别人的书房。每次去爷爷家，进门打过招呼就一头奔向书架上的《封神演义》，经过反复考察，那基本是书架上我唯一能看懂又有兴趣看的书。可惜那时年纪太小，也听不懂爷爷浓重的山西口音，不然真应该向当过私塾先生，八十岁还每天在《参考消息》上练蝇头小楷的老人请益读书心得。函套上他自己题签的《王船山读通鉴论》如今摆在我的书架，他的书房里只留下他的黑框照片。

    直到今天，每当去人家做客，仍会身不由己地被吸引到书架书柜的方向。往往书房也是主人不轻易示人的一副面庞。所以当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那本关于科塔萨尔书房的小书《科塔萨尔与书》，立刻写邮件托朋友买下捎回。这位阿根廷作家1984年去世，十多年后他的四千余册藏书由遗孀奥萝拉赠予Juan March基金会收藏。在科塔萨尔的书房里，藏书中的五百多册都有原作者的签名和献词，不少书页间又有读者科塔萨尔的评点，混响成一部交织应和的阅读戏剧。  

    *

    有作者致辞而无读者评点痕迹的书姑且算独白。在科塔萨尔的书房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不多，只有五六本的样子，而且没有《百年孤独》也没有《上校无人来信》。只有一本《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的扉页上写着：

    致胡里奥·科塔萨尔    

    怀着嫉妒

    与友情

    加夫列尔

    1966

    而另一本书，何塞·奥古斯丁·戈伊蒂索洛的《当代加泰罗尼亚诗人》，作者题献的对象赫然是马尔克斯夫妇：

    献给梅塞德斯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拥抱来自讲卡斯蒂利亚语的加泰罗尼亚朋友，  

    何塞·奥古斯丁·戈伊蒂索洛

    巴塞罗那，69年5月

    还有一本塞尔努达的《诗歌与文学》，扉页署名是“巴尔加斯·略萨，65年巴黎”，不知为何最后也归于科塔萨尔的书房。其实也不难理解，大约我们每个人书架上都有几本出于种种原因尚未归还或永不归还的友人借书。在这个意义上，扉页签名只是书籍漫游史上的站牌之一。    

    *

    涂鸦能不能算一种阅读？一本《德拉库拉》封面上即将破棺而出的吸血鬼伯爵被画上了胡子和眼镜，森森利爪后的手腕上也被添上手表一只。让我兴奋的发现之一：科塔萨尔书房里关于不死血族的藏书颇丰，偏偏他还患有大蒜过敏症——于是一直成为朋友间的笑柄。又想起聂鲁达也有相同的爱好。1973年2月科塔萨尔受邀再次拜访黑岛，“看到紧闭的大门时就已经明白，……巴勃罗叫我来是为了告别。”晚上告辞的时候，已查出癌症的聂鲁达坚持要他们留下一起看一部吸血鬼电视剧。诗人那一刻快乐入迷的样子在七个月后被科塔萨尔记在怀念文章里。

    那次见面聂鲁达送给科塔萨尔自己最后一本诗集：《鼓动刺杀尼克松并歌颂智利革命》。不知道有没有像往常一样，用绿色墨水写满整页的献词。时光倒转近六十年，年少的聂鲁达写出自己平生第一首诗，兴奋忐忑中得到的却是意料之外的反馈：

    父亲漫不经心地把那张纸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漫不经心地还给我：“这是哪儿抄来的？”

    科塔萨尔在聂鲁达自传《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中读到这一段，忍不住在书页空白间抒发感慨：“我也是。我妈妈也以为我抄来的。”科塔萨尔九岁或十岁的时候写了第一篇小说，家里人读后都无法相信出自一个小孩子的手笔。那天晚上他母亲一再说，抄袭勉强可以原谅，但绝不能撒谎。这是天才崭露头角的一刻，艺术家传奇的开端，可我也看到两个小孩子的委屈。

    *

    我以前没有想过，一本本书上的扉页献词串联起来，也能勾勒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一颗心的陨落轨迹。阿根廷女诗人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在巴黎与科塔萨尔夫妇结识，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仍然保持联系，成为他们两人亲密无间的诗歌小妹。在赞美了诗集《工作与黑夜》的装帧和用纸，又拿封面设计“诗意的情色”开过玩笑以后，科塔萨尔在1965年7月给皮扎尼克的长信中说：“你的诗让我难过，……每一行里都如此是你自己，如此含蓄的清晰。”

    在科塔萨尔的书房里有皮扎尼克的十几部诗作，从《失落的冒险》(1958)直到诗人自杀三年后出版的《词语的欲望》(1975)。阿莱杭德娜的献词或长或短，却全是极亲昵的调子，孩童般稚拙工整的小字，有时候还会用上一种以上的颜色：

    给我的胡里奥，附带很多个吻在额头，在蓝眼睛周围。（我想念你。）你的文字小友，阿莱杭德娜。

    给我亲爱的奥萝拉和胡里奥：

    这本被囚的狄亚娜之树

    ——我保证要好好的

    还要写更纯净美好的诗

    ——如果她们在等我的话。

    还有最重要的

    一个巨大又详细的拥抱

    阿莱杭德娜 

    但到了1970年12月的献词，字迹突然变得散乱潦草，从三个不同方向蔓延整页：“……我太过分了，我猜。我已经失去，你的老阿莱杭德娜的老朋友，她害怕一切（现在，哦胡里奥！）除了疯狂和死亡。（我已经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精神恍惚以及自杀未遂，唉。）”

    我特意借来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的诗集，里面果然有献给科塔萨尔夫妇的诗。但却是另一首小诗给我印象更深。在《狄安娜之树》(1962)里的第一首，只有三行：

    我已完成从自己到黎明的跳跃。    

    我已留下身体挨近光芒。

    我已歌唱诞生者的悲伤。

    *

    《科塔萨尔与书》的作者在全书最后分享了他心爱的轶事，提供了另一种殊途同归的书房意象。上世纪五十年代科塔萨尔夫妇在意大利旅行，为了减轻行囊，他们决定只在报刊亭买那些纸张粗劣的廉价简装书。每次由科塔萨尔先看，看完一页就撕下来递给身边的妻子奥萝拉，奥萝拉看完就随手从车窗丢出去。于是意大利从南到北的铁路沿线都是科塔萨尔的空中书房，即生即灭的阅读轨迹，暗合《百年孤独》里的描写：“仿佛将一首飞逝的长诗撕成碎片向着遗忘之乡一路抛洒”。

    （摘自《诗人的迟缓》，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7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