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小聚，偶尔谈到某热播连续剧，有人戏称之为“中产阶级堕落宝典”，当场被一位淑女善意提醒：“您可别成九斤老太啊！”于是哄堂大笑。
话题很快切换，我却不禁暗自浮想联翩起来。哄笑之由，并非座中一客被誉为“九斤老太”，乃因说者自居时髦，却一本正经吐出一个很落伍的词，这就多少也有点幽默。
“九斤老太”，鲁迅小说《风波》里一笔带过的人物，与阿Q、祥林嫂、闰土、假洋鬼子、孔乙己一道，一度成为货真价实的流行语，但如今已不甚流行，虽然比谌容《人到中年》里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名气更响，较之也曾奔赴鲁迅笔底、永远保鲜的国骂，可就短命多了。
新词迭出，表征社会进步。比如“发扬”什么，自幼用惯，曾几何时已被“弘扬”取代。上下一心，咸与“弘扬”，“发扬”就黯然失色；有些场合改作“发扬”，反而不够庄重。从红色年代过来的人都熟悉“光辉”一词，当时只觉臻乎其极，无以复加，孰料又有“辉煌”取而代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盛大场面若无“再造辉煌”“共创辉煌”予以描写，烘托，似乎缺了什么。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感情”单独使用很可能变成“敏感词”。小说中写不写感情，写到什么程度，主体是谁，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现在不也被风光无限的“情怀”代替了吗？话筒在手，舍“情怀”而就“感情”，恐怕通不过。还有“文化意识”换作“人文精神”，“安居乐业”换作“诗意的栖居”，“杰出人物”换作“一道亮丽的风景”，“下岗”换作“待岗”，电脑代替毛笔铅笔圆珠笔钢笔的“写作”偏说是“书写”，刚刚还“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一声令下，全改“感动”，连先进模范也成了“感动某某年的几大人物”。“难忘的一刻”已深入人心，忽然升级为“视觉盛宴”乃至“视听饕餮的盛宴”。“表现”刚冲破“再现”的封锁扬眉吐气，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演绎”收编，演艺界的凡事“演绎”几乎等于万能胶性质的“搞”。“呈现”较之“出现”已然踵事增华，不料还有“巨献”黄雀在后。“隆重推出”够隆重了，更有“盛大登场”“倾情上演”，真是鲜花著锦，烈火烹油。许多人一起走路曾被冠以“事件”“风波”，乃至陷入命名的尴尬，换成“群体性事件”，则别开生面，境界全出。“四化”“小康”何其“辉煌”，但几十年下来，乔治·奥威尔所谓“新说法”如雨后春笋，更新之速，惟房屋拆建道路翻修可以媲美。再用旧词，若非“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也只能是“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检梳妆”了。
但语言发展并非一味舍旧图新，也有推陈出新。末世论相信一切所言最后都要被审判，语词一旦造出，就不会废弃，至多存放在人所未识的永恒里，一朝激活，照样流行。据说英语最不济，任何新事物都得铸造个性化新名词，海量增加，因此难学。不像汉语，几个常用字稍加组合，就应变无穷，如“扫黄”“打非”“低保”“博客”“上网”“灌水”“环保”“全球化”“脑残”“伪娘”——对旧词或旧用法或疏离，或回归，或仿造，脱胎换骨，点石成金，似新实旧，可旧可新。
成语与器物无关，系乎文化心理，稳定性更大。许多从《尚书》《诗经》开始就雷打不动，绝无废弃（存放）之虞。《尚书·禹贡》述尧至暮年有“南巡”，“共工”“驩兜”“三苗”“鳏”，恰为“四罪”。尧死，百姓“如丧考妣”。舜之德政，“百兽率舞”。《诗·蒸民》有“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小雅》有“万寿无疆”，《关雎》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至今沿用，不绝如缕。
奥威尔说过，“和语言滥用现象搏斗往往皆显得多愁善感古趣盎然”（《政治与英语》）。说“搏斗”有些夸张了，放手滥用，也翻不出语言之网。许多簇新语词其实只不过是旧词重新包装而已，比如当今“网络红人”漫天飞舞的那些诨名绰号，不都是“多愁善感古趣盎然”吗？语言的惰性令一切创造事先变得陈旧。张世禄先生曾以《诗经·君子于役》为例说明汉语里许多“基本词”，“经过千百代保存下来而没有加以变化”（《汉语历史上的词汇变化》）。“活在当下”、陶醉于词语爆炸的绚丽光芒、好像天天在做仓颉的人，大概不会承认，但这恰恰也是马列经典作家的语言信念：“基本词汇是基本上完全保存下来的，并且使用为语言的词汇的基础——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使人们完全丧失相互交际的可能。”（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究竟人“说”语言，还是语言“说”人，真的很难讲。
算不得“基本词”的“九斤老太”是否也会咸鱼翻身，重新流行呢？要打赌，或许可以稳操胜券。
（摘自《时文琐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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