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记

    说新文学家的字

    8月3日阴，热。得郑勇兄赠《书情画意》毛边本，王稼句兄编，今年6月三联书店初版。边裁边读，别有兴味。

    此书末辑收录诸名家讨论书法的文字，其中贾亦明《闲话作家书法》原载1944年1月《万象》第3年第7期，系自称“一个陌生的人”写给《万象》主编柯灵的信。贾亦明确实陌生，书中也未注明，实为开明书店编审部主任徐调孚笔名，难怪信中“倚老卖老”：“我在所谓‘文化界’里混这碗校对饭吃，屈指算来，也有这么十多年了”，“因此作家的原稿见得比谁都要多些，我骄傲我的眼福实在不浅！”

    “书，心画也”。在徐调孚眼里，“老舍的字端正朴厚”；赵景深的字“摇曳多姿，似出闺秀之手”；谢六逸、耿济之“肥胖”，“他们俩的字才有些像自己的身体”；茅盾的字“写得并不好”，“瘦削琐小，极像他的人体”；“郑振铎的钢笔字原稿，固然乌里乌糟，人家见了喊头痛，但他的毛笔字，说句上海话，写得真崭呢！”沈从文“临摹草书，极有成就，他的毛笔字极现飞舞之姿”；俞平伯的楷书“有平原之刚，而复兼具钟繇之丽，精美绝伦”；朱自清的字“拘谨朴素，一如其人”；“叶绍钧楷书温润平正，深得率更三味”；丰子恺的字“颇有北魏风度，只惜笔力犹欠遒劲”；而乌鸦主义的曹聚仁的稿子，“只见一团墨黑，真像一只乌鸦！”徐调孚臧否同时代作家的毛笔和钢笔字自成一说，既不留情面，又生动有趣，妙语连珠，令人莞尔。

    散文家周劭也有一篇《文人的书法》，载1935年10月20日、23日《立报·言林》，此书未收。文中品评几位新文学名家书法，周作人的字“明快而轻松，用毛笔写在荣宝斋精印的信笺上，竟是有意给人家去裱似的”；“郁达夫也写得一手好字”，“今春承赠‘满地淡黄月，中酒落花天’一联，寒斋至今还有些诗意”；“鲁迅和胡适之，也肯给人写对，不过鲁迅不大肯写，只有在杭州达夫家里看过。适之却连西门酒楼上也有，书法极似郑孝胥”；林语堂“颇肯写字”，“他的字和他文章一般，‘个人笔调’气息极重，而且‘闲适’得很”。均亦庄亦谐，一语中的。

    亭子间里的“大司务”

    10月18日晴。收到《现代中文学刊》今年第5期样刊，内有“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专辑；又收到乐山师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赠《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1920-2008)》14大册。两件事都与郭沫若相关，巧得很。不禁想起日前重读的叶灵凤《亭子间的生活》一文。

    此文收入叶灵凤的最后一本散文集《晚晴杂记》，1970年11月香港上海书局初版，我所藏为次年11月再版本。叶灵凤早年是“创造社小伙计”，以小说和书刊插图名，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交往甚密。此文以郭沫若为例写上海的亭子间，写1920年代新文学家的“亭子间生活”。文中说：

    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应为1923年，系叶灵凤笔误），郭老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环龙路，生活很清苦……

    当时郭沫若每天要自己上小菜场买菜。他挽了菜篮，拖着木屐，身上穿的是一件旧西装，剃光了头，戴着一副黑边的近视眼镜。小菜场的菜贩都当他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厨师。因为除了厨师以外，来买菜的总是女佣和家庭主妇，很少男子自己上小菜场的。菜贩们见郭老天天来买菜，就称他为“大司务”，见他每天买的菜很少，诧异地问他，他的主人家既然用得起大司务，买的菜却这么少，为什么这样的“做人家”，郭老只好笑而不答了。

    这是一幅生动的素描，写出了郭沫若当年在沪生活的窘困。已经出版了诗集《女神》、在中国新诗坛独树一帜的郭沫若，曾被人误以为是有钱人家的“大司务”，谁能想得到？此事给叶灵凤印象之深，以至他在《天末怀人·郭老的光荣》（已收入拙编《霜红室随笔》）中也写到过，还增添了一个细节，“大司务”当时从菜场“回来同我们谈起这事，十分高兴，箕踞在楼下客厅的藤椅上，笑得嘻开了嘴，说是又有一点写文章的好材料了”。

    不过，“大司务”后来并没有据此成文，倒是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亭子间中的文士》（后改名《亭子间中》）。小说主人公爱牟自日归国，在繁华的大上海只能侷居亭子间，携妻擎儿，生活清苦，却仍执著于写作。这大概是新文学作品中最早描写文人与亭子间关系的篇章之一。 

    夏志清书简

    11月5日晴。中午飞抵深圳。北方已大雪纷飞，此地却仍是夏末景象。此行系应深圳旧书店尚书吧之请，为“尚书吧六周年学术讲座”讲《旧书店与我》。晚与旧朋新友在尚书吧聊天，见到书架上有套台湾1970年代出版的《书评书目》合订本，随手浏览，发现一组《夏志清书简》，颇有意思，摘引一二。

    夏志清1974年9月5日致《书评书目》编辑（隐地）函，从讨论台湾女作家琦君的散文说起，指出“第一流的散文家，一定要有超人的记忆力，把过去的真情实景记得清清楚楚。当年萧红如此，现在张爱玲如此，琦君也如此”。夏志清对萧、张、琦三位女作家散文评价如此之高，但《呼兰河传》一般认为是长篇小说，他却认为是属于散文的回忆录。

    夏志清顺带批评“朱自清五四时期的散文（《背影》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令人肉麻”，引起另一位台湾作家亮轩的反驳。因此，夏志清在同年11月22日致函编辑，进一步论证他何以批评朱自清“早期散文实在写得不好”，“即使最著名的《背影》，文中作者流泪的次数太多”，同时强调“朱自清一向是我敬爱的学人，他后期散文可能进步多了”。

    1975午6月2日，夏志清又致函编辑，在发表对别人评论其《文学的前途》一书的感想时，提到徐訏的《鬼恋》和《吉布赛的诱惑》“不对我胃口，以后他出的书，我一本也没有看”。但“和徐訏同时兴起的新作家中有路翎其人”，“我前年才有机会读到他的处女作中篇《饥饿的郭素娥》，惊为奇才”，“与众不同”，并要进一步阅读“他的煌煌巨著《财主底儿女们》”，读后“假如觉得真如胡风所说的，它是部‘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名称的长篇小说’，一定要好好写篇文章肯定路翎的成就，再度吸引中外读者的注意”。

    可惜夏志清的路翎评论后未写出。无论萧红还是路翎，都是左翼或倾向左翼的作家。读过《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都知道夏志清不赞成左翼文学，但对真正有才华有成就的左翼作家，他还是刮目相看。

    （摘自《不日记》，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