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孙犁，始于1983年读了《尺泽集》之后。以后就收集孙犁的书。十多年间，除了一些旧作再版本外，孙犁在“文革”后亲自编定的十本新作，我收得九本，唯缺《老荒集》。
1997年，通过朋友结识了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刘宗武，一见如故。于是有了为孙犁出书的动议。先是出版了《书衣文录》，不久又出了《芸斋书简》——这是孙犁早就想出版的一本书。他是一个不喜欢见人和说话的人，他喜欢写信。他的信写得认真，有内容，有文采，常常借题发挥，其实是很好的创作。
出版了这两种书后，与刘宗武和孙晓达谈到重新出版孙犁“文革”后所写十本书的想法。这十本书出版时间跨度很大，前后近二十年，大多印数很少，早已脱销，原出版者和版本也不统一。若能重印，一齐推出，统一开本，再加一些插图，会是一件极有意义之事。这一建议得到他们二位赞同。此后又二年，刘宗武做了大量校读和收集整理图片的工作，纠正了旧版中一些错讹。经多方征求意见，套书定名为“耕堂劫后十种”。耕堂者，孙犁晚年自命斋名也。
《耕堂劫后十种》，我一字一字，编了两遍，天天校到深夜，不觉其苦，反而觉着是种享受。我分明感到，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是很不“时髦”的，是孤傲而寂寞的。孙犁曾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批评他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写给别人的信件，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接此信后，他心情沉重，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也没有给他（来信的读者——汪注）回信，怕再浪费他的时间。”
《耕堂劫后十种》出齐后，1999年9月16日，我专程赴天津给孙犁先生送样书。书送去时，他躺在床上，没睁眼，护理人员叫他，他也没答话。我把书放在床边的柜子上，默默地看着他。他瘦极了。放在被子外面的两只手，因为瘦，显得修长。
我很想知道，他对这套书的看法。但这是一种奢望。他早已封笔，如今更是不读、不看、不言，似乎对一切都失去兴趣。记得1998年6月27日，我去拜访他，带去刚出版的、他多次提到“不知何时方能面世”的《芸斋书简》，他躺在床上，也只是问了一句：“是我的书吗？”连看也没看就让放在一边。
这两次见到孙犁，加起来不过十分钟。
“文革”结束了，孙犁自认为赶上了大好时光，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至1995年5月封笔，十九年间，共写作发表四百多篇作品，且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杂著兼而有之，以回忆往事为主。他学鲁迅的方法，按年代顺序，够了一定的分量，就编一本集子，前后编了十本。
1992年底，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八册《孙犁文集》（珍藏本），限量印行二千册。出版社社长和一位女编辑郑重登门，把用纸盒包装的样书送给孙犁。孙犁认为“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他非常兴奋，有好几天站在书柜前观看这部书。
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感到，那位女编辑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
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孙犁：《题文集珍藏本》
写这篇小文时，已是1993年11月。半年前，他因胃癌动了手术，还未完全恢复。他已经八十岁了。
早在1985年10月，孙犁就曾自认为时日不多，对自己的藏书有所交代。国庆休假日，他对儿子孙晓达说：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给一个地方，别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
晓达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大节日，这样的谈话，也不好再继续下去，孙犁就结束了这次谈话。过了七十岁，他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更难以忍受，看不惯当下的所谓“文艺”，翻开一本小说，打开一本杂志，就是女人衣服脱了又脱，乳房揣了又揣，身子贴了又贴，浪话讲了又讲。如果这个还能叫做文艺，那么倚门卖俏、站街拉客之流，岂非都成了作者？还有，他认认真真、辛辛苦苦写了书，印数不过区区二千册，稿费八百元。他倔强地说：
任我怎样不行，为书起个花哨俏丽的名儿，多想想，还是可以做到的。那样征订数就可以多一些。但我不愿意那样做，这也是因为我老了，要说心里话，不愿再在头上插一朵鲜花，惹人发笑了。
他自诩：
仍然是陋巷里发出的弦歌。
他自嘲：
及至衰暮之季，稍有余裕，余又飘飘然以为自己能作诗；懵懵然以为自己会写字；残存些破书烂纸，有时又自诩为藏书家。此实余晚年不自量力，无自知之明……
文章也越来越难写了。写的时候，他不是没有顾忌，但一旦写起来，就总想一吐为快，虽然注意了有根有据，还是难免伤人感情，得罪了朋友。最后得出的经验是，写到朋友，只能用颂体；写书评，只能吹捧。这样的文章，不写也罢。于是对写东西，渐生厌倦。而且总在怀疑，人家说自己文章好，甚至放头条，不过是照顾一个“老”字；并联想到老年演员，遇到机会，总想露一下脸，虽然台下也给一些掌声，但这掌声不过是对“不服老”的精神鼓励，并非是观众得到了美的享受。得出的结论是“老年文字，聪明人，以不写为妙。实在放不下，以少写为佳”。
他从踏上文学之途起，就喜欢对所读作品发表率直的看法，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无论对方是中学生，还是名作家。他关心和指导了像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阿凤、万国儒等一批作家。“文革”后，他更是关心青年作者，受到他关心和指导的青年，后来许多成为重要作家，如贾平凹、铁凝。然而，由于他那率直的性格，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凡是提了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后的关系就冷了下来；凡是只说了好处，没有涉及坏处的，则来往得多了些。后来他干脆宣布，不再为人作序，不再写书评和作品评论。以后更是很少看当世作家的作品了。
1992年1月，他有一篇文章写鲁迅与青年的关系。鲁迅对青年人的关怀与爱护是人所共知的，但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就利用他这一点，还自以为聪明，鲁迅看得清楚，十分生气，虽还是尽力去做，但变得非常敏感，尤其是晚年生病之后。鲁迅自称是一头牛，并甘为孺子牛。可是青年人如果根据这些话，就围上去，役使他，鞭挞他，挤他的奶吃，就是一头真正的牛，也会不高兴，不能那么顺从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有感而发。
两年半以后，终因在文章中批评某作家文中的病句，引起了一场笔墨官司，他愤怒，难过，以八十一岁高龄，在一个多月里，连写八篇文章，可见此事对他的身心影响多大。在其中一篇文章的末尾，他写道：
我时常想起青年时的一些伙伴，他们早已化为烟尘。他们看不到今天，我也不替他们抱憾。人有时晚死是幸运，有时早死也是幸运。
其实在这之前数月，孙犁的心情已经比较消沉。在给徐光耀的信里说：“我近来精神亦不佳，书也看不进，文章更不想写，心烦，也说不上是为了什么。今天是我的生日，一个人吃了一碗炸酱面。”
1995年1月30日，他为《曲终集》写后记，总结了晚年写作，为终于完成了十本书的计划做出了说明。“曲终”二字，实际上已象征了封笔，但文章结尾说：“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
这年的6月7日，他在给吕剑的信里已经决定：
人到老年，最好不问世事，少写文章，这部散文（指《曲终集》——笔者注）出版，也不再印书。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孙犁最后的文字。
（摘自《难忘的书与人》，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定价：3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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