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却有幸也有缘，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8年6月梁漱溟先生病逝，曾长时间地与他相随相交。特别是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20年间，正是梁漱溟先生与世隔绝被“冷藏”时期，他唯一发声的舞台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即平时学习改造的场所。梁漱溟先生是这个学习组的成员之一，而我则是这个学习组的记录员，雅称学习秘书，负责会务、记录、写简报，20年不曾间断。因此梁漱溟先生在这20年间的一言一行，包括多次遭受批判的记录，除了简报内部反映，就剩下只有我本人能识别的原始笔记本了。这20年，梁漱溟是这个学习组发言较多也是“放毒”最多的“明星”组员。单是专为他开设的专题批判会就有四五次，每个专题进行几个月甚至一年，批判会的次数则难以统计。天长日久，我内心暗暗为梁漱溟先生事事处处坚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顾一切地顽强抗争而吃惊，并渐渐产生敬佩。我在这个组工作20年，越来越留意认真记录梁漱溟先生各种有准备的长篇宏论和即兴而发的片言只语，每篇都整理成文一一校对，包括请梁漱溟本人过目。应当说，所有这些，都是我后来撰写《梁漱溟问答录》和其他著作最早积累的素材。我当初保留下这些原始笔记本，只是为留下自己工作实践的纪念，不可能想到日后会在这个基础上写文章，出专著。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把事物的转折想得太简单，天真地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客观公正地撰写梁漱溟先生的传记不会遇到什么大困难。二三年时间内，我撰写了一部分梁先生传记的文字但并没有发表。1980年11月，我应约为《北京晚报》撰写梁漱溟先生访问记，经过思考，文章未提1953年之事，只突出“文革”中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对“四人帮”的抗争。不料这篇题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的文章在见报之后，遭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人士的批评，说：“梁漱溟这样的人对谁刚直不阿？报纸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乱弹琴！”《北京晚报》党委专门为此文写了检讨，刊登在内刊《宣传动态》上。我的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让我写出实为检讨的“情况说明”。其时，我与他人合作的《李宗仁归来》一书刚刚出版，发行量106万册，有点过喜的心态被这一闷棍打得分不清东南西北。好在“文革”的那一套毕竟成了历史，我也没有受处分，更不会因此戴什么帽子。于是我也较快地冷静下来，在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下，把第三人称写作的梁漱溟传记改写为一问一答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梁漱溟问答录》。尽管后来又遭受若干波折，但终于在《人物》杂志推出连载，而后于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没有想到的是，刊物连载和全书出版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大报刊，海内外有几十家媒体发表评论或选载。首版印刷了三次，香港三联书店以繁体字出版。
我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受到梁漱溟先生本人和他的长子梁培宽先生的帮助之外，还有众多知名的老前辈、老同志支持过我、鼓励过我。现简要述之。
孙起孟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的写作、发表和出版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真正最早也是最强有力地支持我写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正是我所敬重的孙起孟同志！
第一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李宗仁归来》出版不久，便得知有关部门的领导批评该书的某些细节有“泄密”之嫌；第二是，上面所述《北京晚报》一事，那时，我已经写出《梁漱溟传》初稿的前三章。这两件“有来头”的批评，自然大大挫伤了我的写作积极性。1981年整整一年我沉思、苦闷。正在这时，即1982年上半年，组织上派我跟随孙起孟同志为政协章程修改的工作，先后到七个省市进行调查研究。等到了最后一个省——黑龙江省的工作告一段落，只有我一个随从人员跟随孙起孟同志和他的夫人王之慧到镜泊湖山庄休息的时候，我才鼓足了勇气，向孙起孟同志道出了自己写作梁漱溟传的担忧和苦恼。他听得很认真，偶尔插话问一些细节。听完后，他严肃地对我说：“……在众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梁漱溟先生是很特别的一位。……要写他的传，肯定难度大。写好难，写得能公开发表可能更难。但正因为难，做成功了，就更有意义。我支持你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我没有看过你的初稿，具体意见不好说。只提两点供你参考。第一，正因为梁漱溟这个人物难度大，建议你不要一下子就写‘传’，只述不评，只一一记述有关他的史料，不做评论，这就可以免去许多难以得出结论的是是非非。第二，因为不写‘传’，只述不评，就不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而改为第一人称，或者梁漱溟自述，或别的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当务之急是乘梁漱溟先生尚健在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掌握第一手史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抢救史料’。……”听了孙起孟同志的这一席话，正处于迷蒙中的我，有了一种强烈的豁然开朗的感觉。回北京后，我首先征得梁漱溟先生本人的同意，把已经写好的十章《梁漱溟传》写作提纲和前三章数万字的初稿全部拆散，改为一问一答的自述性的人物传记。这也正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由来。
孙起孟同志当时是在政协机关坐班的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尽管我从未提及我因写作受批评的具体细节，但我肯定孙起孟同志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孙起孟同志仍然毅然决然支持我撰写好《梁漱溟问答录》。
费孝通述评梁漱溟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在1987年第一期《人物》杂志开始连载不久，费孝通先生即托人捎话给我，说看了我写的关于梁漱溟先生的文章，想同我谈谈，让我抽时间去找他。几天后，我即登门拜访，一见面他就说：“……我特别留意你写的有关梁漱溟先生的文章，新近又看到《人物》杂志上连载你的长篇大作，很想听听你的写作计划。”我当即向他汇报写作《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前前后后，其中突出提到孙起孟同志的支持、鼓励。同时告诉费老，《人物》杂志十分看重我的稿件，决定全书15万字共十一章全部连载，只是其中第七章《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直接记述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能不能照登，还要送审《人物》杂志主管单位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才能敲定。费老听完我的话，即笑着对我说：“祝贺你！你年纪轻轻就有眼光，有胆识，做成了这桩有意义的事。这么说吧，不少名人的传记不妨晚点写，甚至不写。但梁漱溟先生这样的与众不同的名人，则非写不可。我只简单说几点，第一，一定要尊重事实，不唯上，不唯经，不设禁区。第二，你提到的1953年与毛泽东争论的那一章，一定要原汁原味，一字不落。什么时候才能全文公之于报端，那是另一个问题，亦即是时机的问题。但留下第一手的资料是最为关键，也是留给今人和后人研究的最重要的依据。第三，《梁漱溟问答录》出版成书后，请寄一本给我，我一定拜读，有可能我想办法请人翻译成英文，推向国外。”
同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联名举办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费孝通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讲话，说：
……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
我正是从梁先生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的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在这个庄重的一千多人的场合，面对海内外的众多学者，当着梁漱溟先生的面，费老作了这篇高度评价梁漱溟先生的讲话，我听了很受感动。当天会后，我立即找费老，要求把他的讲话收进我的书中，排在梁漱溟先生本人写的《序》之后，费老当场就同意了。我又告诉梁漱溟先生，他也点头表示赞同。
直言不讳的吴祖光先生
我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四十余年，和吴祖光委员之间有过诸多的工作关系，但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的并非工作上的交往，更多是因为我为梁漱溟先生立传，他对此举特别赞同并鼓励。
吴冠中先生曾称道梁漱溟先生是“第二个鲁迅”，但首创这个称号的却是吴祖光先生，吴冠中先生听罢击掌哈哈大笑。这是怎么回事呢？话得从头说起。
30年前，我在撰写出版《梁漱溟问答录》和《梁漱溟与毛泽东》两本书的过程中，曾提前试探性地在报刊上发表若干单篇的有关梁先生的记述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题《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首发之后，反响最为强烈。吴祖光先生打来电话，说：“汪东林，你保存了第一手材料，写了这么精彩的文章！长话短说，梁先生的敢言敢为，如此坚守真理，大义凛然！如果说20世纪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脊梁的，我以为第一是鲁迅，第二就是梁漱溟！”此话说过，一晃又是一两年，我始终未有机会同他面谈。一是彼此都很忙，二是出书遇到了种种困难。我们得以长谈的机会来自长江三峡的考察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周培源副主席率队，包了一艘客轮，有上百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自武汉逆行经三峡而重庆，一路考察、参观、座谈。吴祖光委员报名参加了，我是随团记者之一。一见面，他就说：“这一路行程若干天，我们有时间开怀畅谈了。……我想问你，别人早同我透露，你正在写一本关于梁漱溟的书，什么时候能面世？写到什么程度了？”我于是一一奉告：全书十五万字左右，题为《梁漱溟问答录》，梁先生本人已全部看过了。明年（1987年）北京《人物》杂志开始连载，只是其中1953年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主席发生顶撞、争吵，并受到严厉批判的那一章，他们还没有最后拍板，等等。他立即直言：“传记的生命是真实，人物的是非功过在第二位，而且要后人评说，要时间检验。1953年的事许多人都知道，经历者健在的还有不少。如果没有这一章，你的书可以暂时不出版。我可以断言，你的书一定能出版的，也一定受读者欢迎的。出版早晚，并不重要。”
2013年，是梁漱溟先生逝世25周年，更是梁漱溟先生诞生120周年。自梁漱溟先生病逝至今，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的传记作品和研究专著已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真正对梁漱溟先生的深入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这一方面有待于后来者加大研究力度，一方面还有待于对梁漱溟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若干档案材料进行解密。对于后者，笔者可能是知情者之一。仅就我所经历、所接触、所知道的这一部分，即便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至今仍没有对公众完全解密。由此可见，当今的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要对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做出真正公正而客观的评价，是多么不容易。而今，我也早已年过古稀，垂垂老矣！但我仍然期待真正公正、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日的到来，让后来者能吸取前人的历史教训。
（摘自《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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