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遗老徐世昌
一般来说，所谓的遗老，都是怀念前朝、在易代之际绷着不肯入仕之辈。换言之，遗老多少得有点气节，有那么一点点不食周粟的气节。不过，气节跟饭碗有点干系，没饭吃，气节多半就保不住。就算自己肯饿死，家人也不好办。所以，改朝换代，能守得住的遗老，一般都在吃饭上面有点办法，如果家资不丰的话，也得有别的来钱之路，可以教书，可以鬻书、卖字画什么的。所以，凡是没有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的，一般都不敢奢称遗老。日子过得不错的遗老，有时候也会守不住，受了新朝的诱惑，出山做官。明清易代，开始守着的也多，后来清朝皇帝日渐怀柔，“一队齐夷下首阳”，山上剩下的就不多了。清朝覆灭之后，也是如此，只要民国政府拉的力度足够大，冷板凳真能坐得住的，其实没几个。
徐世昌是清朝末世官做得最大的汉人，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还是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清亡之后，不顾袁世凯的苦苦挽留，毅然决然地去了青岛。而当时在德国人手里的青岛，是清朝遗老的最大麇集地，一大堆看不惯民国的前清官员和满人王公，都混在那里。徐世昌的加入，令这些人很兴奋，觉得吾道不孤。徐世昌的弟弟，同为清朝遗臣的徐世光，也在青岛。
其实，徐世昌跟众多隐居青岛的遗老大不一样。他是袁世凯的密友，武昌起义后，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的是他，到洹上劝驾的也是他，后来，建议给予袁世凯全权的还是他。据考证，清帝退位诏书，虽然是张謇的手笔，却也经过他的修改。这样一个帮着袁世凯给清廷挖了坑，再埋上最后一锹土的人，待到袁世凯得了大位，他却弃官不做，跑到青岛做遗老，为清朝守节，怎么看，都有点不对劲。
其实，徐世昌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遗老，原本就没打算做伯夷叔齐，从一开始，就是脚踩两只船的人。清朝如果保住了，就继续做清朝的官，如果换了朝代，就做新朝的官，换的是民国，当然无不可。但是，易代之际，作为士大夫，多少要矜持一下，做做姿态，看看新朝能给他们开个什么价码。也得给世人瞧瞧，他不是那么热衷，对前朝是有情有义的。徐世昌也是做姿态，但姿态不用做给袁世凯看，对于多年的老朋友，他还是有把握的，只要他肯出来，位置总归是有的。但是昔日的同僚、同年和同乡那里，却要有所表示，依旧蹲在紫禁城的清朝皇室那边，也要意思意思。做人不能一面光，面面都得光。当初作为袁世凯的好友，袁世凯倒台，其他党羽都跟着倒了，就他一个人不倒，不仅不倒，而且还升了官，就是他做人的高明。高明，就要高明到底，所以，徐世昌来到了青岛。
一直处于高位的人，是闲不住的，一闲下来太难受。矜持了两年，袁世凯把内阁变成政事堂，总理变成了国务卿，民国制度里原本一人之下的高官，一下子似乎变成了总统的幕僚长。这时候请徐世昌出山了。面对袁大总统的邀请，徐世昌仅仅扭捏了一小下，就欣然就道了。可他的弟弟徐世光是个真遗老，觉得哥哥受清朝这么大的恩，位极人臣，居然要出来做民国的官，实在不成话。出来苦劝，一边说，一边哭。徐世昌一句话也不说，也陪着哭，哥俩哭了一夜。第二天，哥哥还是跟着前来劝驾的人，上火车走了。
可惜，徐世昌这个幕僚长，做了没多长时间，袁世凯就要当皇帝，民国真的要变新朝了。这样一来，徐世昌还是得再矜持一下。在帝制劝进的关键点上，幕僚长不给力怎么可以？所以，徐世昌只好辞职。洪宪帝制告成，封徐世昌为嵩山四友之一，可以见了皇帝不称臣的，而且还有个矮几可坐，每个人，每年有两万元的年金。但是，徐世昌并不高兴。原本矜持一下而已，并不是从此不做官了，封了嵩山四友，好听是好听，见了新君不用下拜，但也从此见不到皇帝了。供到不臣的高台上，官再也别想做了，这让官瘾大的徐世昌，怎能开心？在徐世昌的心里，有遗老的影子，也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做高官的意愿。做遗老的时候，想着做官，做官的时候，想着做遗老。真的没官做了，官瘾就要发作了。
幸好，袁世凯的皇帝，没做几天，北洋系的接班人，还是得拿他这个老前辈当回事。七折腾八折腾，机缘凑巧，徐世昌居然成了民国的总统。虽然说穿惯了袍褂的他，穿上总统的燕尾服，怎么看怎么别扭，但在老百姓看来，也算是登大位了。只是，做了总统之后的他，在私下里跟前清逊帝通信，还是自称臣子。这让后来发现这个秘密的国民党人，非常愤怒，吴稚晖还写了文章，在报上破口大骂。
其实，穿上大总统燕尾服的徐世昌，内心深处，遗老的影子并没有消失。一个特别的遗老。
并不尴尬的殉节问题
一个王朝的覆灭，大抵总会有几个臣子为之殉节的。以自杀的行为，报答君主，也给自己留个历史上的名声。但是，清朝翘辫子的时候，这样的人虽不能说一个没有，但的确非常稀少。出身名门的封疆大吏，在革命到来之际，“从逆”者不多，但殉节者也无。只有一个湖北的马姓臬司，打算殉节来着，但大老婆小老婆一哭一闹，也就罢了。多数人，都选择了走路，走到香港或者上海的租界躲起来，还清闲。德占的青岛和日据的大连，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去处。
民国了，国家并没有因制度的转换而变得更好，秩序反而更乱了。底下乱，上面也乱。政坛上的国会打架，政党纷争，府院不和，凡此种种，都让一干从清朝过来的官僚，看不顺眼，纷纷怀念起大清的深仁厚泽来。
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而言，尽管已经跟西方接触了百多年，但老百姓还是非常不习惯没有皇帝的生活。没有了君主，作为日常伦理的三纲五常，也因此而缺了关键的零件，变得摇晃起来。国家的效忠，西式的中国没有，旧式的已经动摇。民主政治的操作，上层人士又都不熟悉。因此，出现危机，并不奇怪。在遗老和张勋们看来，即使出于挽救国家，也需要清室再次出山。
于是，在一次严重的府院危机之后，复辟，真的重现了。
复辟的时候，遗老们兴高采烈，涌到北京，争先恐后为张勋出主意，争先恐后做小朝廷的大官。但是，讨伐复辟的军队打来了，这些七老八十的遗老，瞬间就人间蒸发了，一个个溜得连人影都没有了。六万多讨逆军，连一个遗老都没抓住。不消说，他们，又一次没有殉节。
比较起来，张勋的表现，至少在表面上，比这些慷慨激昂的遗老要强些。虽然只有五千辫子军，他却不肯放下武器，也不肯寻求外人的庇护，非打一下不可，只是在最后关头，被洋人用汽车接走。有传说，说他不肯上车，还咬了架他上车的洋人一口。
这样一来，没有殉节的遗老，遭到了那些同情复辟，却没有参与行动的事外遗老的嘲笑：既然参加复辟，主辱臣死，就该殉节，既然不死，那以后就不要再自称遗老了。
在今天看来，众多遗老固执地想要复辟帝制，从本质上倒也并非真的对帝制情有独钟。这个小皇帝才12岁，没有了不得的德行，也没有感动他们的功业，他们犯不上为这个黄口孺子去死。进入民国之后，他们没有隐居乡下，而是大隐隐于市，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待着。很多人生活在上海，其他人也生活在天津、青岛和大连。恰是这些地方，在民国之后，受欧风美雨的浸润，西方风习的影响，变化特别大。传统在中国的衰落，在这些地方，体现得格外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复辟，目的其实是挽救文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在乎种族的差异，刻意要把一个满人皇帝再一次抬出来，不担心人家讥笑他们甘愿做满人的奴隶。
他们复辟帝制，无非是要争取挽回文化坠落的颓势而已。
到了大革命兴起，中国面临赤化可能之际，这些敏感的遗老，才感觉狼真的来了。在复辟时，针尖对麦芒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两个，此时也有了共鸣——对赤化担忧的共鸣。康有为死的时候，梁启超撰写祭文，对老师参与复辟，给予了相当的理解。
王国维是一个复辟的拥护者，也是一个死心眼的读书人。此时的他，除了清华导师之外，还有一个他更看重的身份，那就是宣统皇帝的师傅。小皇帝溥仪，虽然仅仅是拿这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做点缀，但王国维却十分当真。他在乎这个身份，甚于清华的导师。但是，尽管如此，在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之时，他并没有去死。到了三年后，大革命席卷中国，他才跳了昆明湖。罗振玉说他是殉清，最懂他的人陈寅恪说他是殉文化。应该说，在诸遗老中，王国维是最早感觉到赤潮对传统文化的威胁的，十月革命不久，他就发出了警告。王国维死前“义无再辱”的遗言，其实是深深的绝望，对文化的绝望。其实，这样的感觉，临死前的梁启超，也是有的。多活了若干年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葬送在文化惨变之中，经受了不止一次的再辱。
遗老的殉节问题，其实并不尴尬，尴尬的，是这个时代。
（摘自《共和中的帝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5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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