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我和健壮并肩走在台北的大街上。他像其他台湾新闻界的老朋友一样地问我，对台湾印象如何？我却说了一件似不相干的小事。我说，下午刚参观过“总统府”前公园里的二二八纪念碑，“我发现，纪念碑碑文有个标点符号错了”。他诧异，脸上大概写着“不可能”。只有三百多字，多少人精雕细镂，怎么会错？我写给他看，他一看，说：“是错了。”我说：“在那地方，这种错误是不能犯的。”
健壮的脸色忽然凝重，继而松开，笑指我：“你够屌。”同样的话，台湾时，他还说过一次。他问我，台湾某作家的书法如何，我说：“还可以。”他一愣，问：“还可以？哈哈，你够屌。”其实，某作家的书法我早就注意到，看过一些题赠，说“还可以”是客气的。此公书法，“其俗在骨”。书如人，后来表现果然。
“屌”或“屌人”，在大陆是骂人。台湾想来不是。观健壮语境，理解不错的话，“够屌的”，应是亲昵朋友间的口头语，挑剔、刁钻、调皮、挖苦之意。挑错字，论书法，错字乃庄严纪念碑之错字，书法乃台湾名家之书法，想一想，是有点冷门，是有点“屌”。
我想说的是，与健壮相识交往，了无禁忌，此前可上溯四年，也就是二〇〇五年。龙应台家里一个大沙龙，一整天的时间，两岸三地以及马来西亚各大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同人，各家有本难念的经，忧心忡忡地讨论着华文媒体的未来。台湾来的都是很了得的人物：《天下》杂志的出品人、名记者殷允芃，《中国时报》总编辑黄清龙，中天电视执行副总裁陈浩，《商业周刊》创办人金惟纯，还有时任《新新闻周刊》社长的健壮。
如健壮说，在龙家的阳台上，吹海风，看轮船，回忆三年前去世的余纪忠老先生，感叹民主化以后，壹媒体入台搅局，庸俗商人控盘，台湾严肃媒体江河日下。
《冰点》与龙应台以及《中国时报》的完美合作，是我那天发言的内容。二〇〇五年连战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宋楚瑜以亲民党党主席的身份访大陆，连战发表北大自由主义演讲，宋楚瑜发表清华演讲，在大陆刮起了“连宋旋风”。连战在台湾选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眼里，并不是一位有魅力的政治家，隔海相望，大陆人有自己的观察维度。我们接下来的想法是，连战、宋楚瑜访大陆的出色表现，电视直播让我们直接看到了民主制度塑造的华人政治家风采，但台湾社会呢？台湾人呢？应该还有篇东西介绍台湾，才立体，才全面。谁写合适，放眼华语世界，仔细筛选，目光聚焦在龙应台身上。
我给应台写信约稿，她回信说忙。我说，忙也要写。她说，如果写，写真话，大陆可能也很难发表，是不是换别人写。我就摊牌了：“我们面对海峡两岸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综合考虑，选中了你，因为你是知道限制并且能超越限制进行写作的作家，你的作品完全可能在限度以内又不失水准地在大陆发表。换大陆的作家和学者，再好也不能替代台湾视角。”
我说：“这有点像赌博。让一个呼吸着自由空气的作家参与可能劳作而没有收成的赌博，多少有点残忍。我们赌博，不能要求你也来参与赌博，但是，我想，我们能邀请你这位海峡两岸历史与现实的知情者，一起来推动历史进步。”
健壮的现场评论，很是老到。他说，这不是一个编辑和一个作者之间的寻常约稿，而是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围绕着社会进步、民族福祉的心灵交流，唯如此，“应台这样的作者”才会冒险一赌。
赌局还不仅如此。我和应台有真赌。她把稿子发过来，我们看了，写得高明，踩着极限边界，大观照，“小叙述”，环环相扣，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当下政治氛围，略加修饰，应能发表。她在香港那边拿着电话不信，我说咱们打个赌，稿子发表了，你在北京请我们吃大餐；枪毙了，我们在北京请你吃大餐。
结果是，她输了，我赢了。冰点同人——我们赢了。《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大冰点”一个整版见报，标题改了一个字，“不能”改成了“可能”，内文只删去了无伤宏旨的两句话。台湾《中国时报》同时发表，用的是原标题《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应台在电话里大声说：“跃刚，你这是‘引蛇出洞’。”我说：“不对，我是‘引龙出洞’。”“龙”应台出马，怎么是“蛇”？
与应台合作是一段佳话，与《中国时报》的合作也是一段佳话。《中国时报》是台湾自由派报纸，文人办报的典范。龙文《中国时报》与《冰点》同天见报，所不同的是，《中国时报》见报时加了一段“编者按”，大意是说，“连宋旋风”之后，接着刮的是“龙旋风”，龙文首发《冰点》，《中国时报》转载，而且断言，龙文在大陆发表，“是继连宋北大清华演讲直播之后第三次‘台湾经验震撼’”，云云。
一九四九年以来，凡五十六年敌对，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的两大主流报纸，对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如此默契，同时各用整版篇幅发表，前无古人，难有来者。议题，选人，组稿，讨论，交稿，编稿，审稿，见报，《中国青年报》一九七八年复刊以来最敏感的一篇稿子，一路下来，有惊无险，节奏铿锵，行云流水一般。一位作家，两家大报，联袂创造了历史。
唏嘘之余，更有感佩。《中国时报》“转载”的姿态，而且打破罕登长文的惯例，潜在的话语极其丰富，除了对两岸关系重大转折以及龙文作用的高度共识，高难操作惺惺相惜的体察和相互尊敬，更有我看重的专业伦理之操守。黄清龙是决策者和编者按的操刀人，香港见面，热烈拥抱，像是久别重逢的战友。这位台湾第一大报的总编辑，在香港龙家聚会这些人当中，是少壮派，洞察力和胆魄一流，四十四岁，已经担任了四年总编辑。他是余纪忠先生生前选拔的最后一任总编辑。
由此想到一九九九年空降到《中国青年报》的新任总编辑问我，怎么当好一个大报的总编辑。我送他六个字：发稿子，担责任。说得完整一些，应该是八个字：敢发稿子，敢担责任。他没接着问，接着问，我就会告诉他我心向往之的《大公报》四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按照专业主义的伦理、标准，做到“不卖、不私、不盲”，应可努力。
这就是健壮说的为民国时期《大公报》所引领、《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承继和追奉的“文人办报”传统。在《中国青年报》则是报人自许，“同人办报”。“文人办报”与“同人办报”，虽差一字，确属同宗，有着极其相似的精神气质。
也有些许差异。台湾报人，大多是在“之乎者也”、“礼、义、廉、耻”传统教育下长大的，而且大多有西方留学、游学背景；承继民国报人办报遗风，竖版繁体字，往右翻看，喝咖啡，品红酒，文章和交谈，经常蹦出几个英语单词。
大陆则不然。仅举《中国青年报》为例。我扳指头数过，《中国青年报》黄金时期的中坚力量，少数是科班出身，大多是野路子“自学成才”，知识青年（农民）、剃头匠、煤黑子、清洁工、转业军人、车钳洗刨工，这些“车船店脚衙”辈，不管出身家庭如何，个个都是底层打通关上来的“转世党”，下辈子也说不出“盍各言尔志”之类的话来。
故两岸报人渐次看出了分野。那边多文人气，这边多江湖气。总之，就在龙家客厅里，文人和响马扎了堆，让我看到了《中国时报》传统的厉害。除了殷允芃，清龙不必说，健壮、惟纯、陈浩都是《中国时报》一脉。延伸出来的《新新闻周刊》“四巨头”健壮、周天瑞、南方朔、胡鸿仁，都是《中国时报》名宿。
而且，香港龙家沙龙一结束，清龙卸任，赴美游学，健壮离开十八年后，带着伊梅尔达·马科斯夫人身上他“这辈子闻到最浓的香水味”，再回《中国时报》，接替清龙出任总编辑，“寻找张季鸾”去了。上任前，他在香港《明报》发表了《举目不见一个报人》，哀叹新闻界在“苹果潮”的冲击下，已经改写了新闻定义。“举国尽是政客，举目不见报人。”可谓“临危受命”，注定要当与一个时代告别的悲剧英雄。
他赴任前的宣誓，便是他这本纪念并献给余纪忠先生的《凯撒不爱我》文集。他下了大功夫，从“扒粪运动”到“最危险的总编辑”，近百年的历史，一路捋过来，五十二名记者，五十二个传奇故事。新闻是什么？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健壮《凯撒不爱我》的第一个故事是“扒粪运动”的开创者斯蒂芬斯。我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斯蒂芬斯除了一系列让政府和总统头疼的“扒粪”报道外，他还有两个纪录：第一个是在哈佛大学发现并提携了李普曼和约翰·里德两个伟大的记者；第二个是他采访了列宁，从苏联归来后，他跟金融家巴鲁克说，“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这句话跟他的人一样著名。列宁欺骗了斯蒂芬斯这位伟大的记者。列宁只给斯蒂芬斯看了苏维埃新政权的一面。
我第二次见到健壮，便有了这篇文章开头的台北街头对话。他已经卸任《中国时报》总编辑，当了教授，一身逍遥。但他如同“最后的莫希干人”，至今没有放下那支笔，成为自由写作的专栏作家，在台湾社会发出自己的强劲声音。他心有不甘，对访问者说：“如果人生从头再来，我还是会当记者……”
我常说，“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基因浸透在了不安分的人骨髓里。这种生活方式跟在不在新闻媒体供职没有关系。互联网技术下的“自媒体”更加证明了我对记者职业的理解。不过，在健壮这里，这个表述似乎还需要强劲一些才解渴才到位：记者是一种有着无穷魔力的生活方式。否则，无以解释健壮至今如此执迷。
（本文选自王健壮的新书《凯撒不爱我》的序言部分。）
（摘自《凯撒不爱我 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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