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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4年07月01日 星期二

    当代知识分子可以做什么

    潘鸣啸 《 书摘 》( 2014年07月01日)

        潘鸣啸,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法国学者。2010年1月,凝聚他多年研究成果的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简体中文版出版,作为一本严肃的纯学术著作,一年多的时间该书连续加印四次。学者徐友渔评价道:本书对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全方位研究,指出其动因不仅在经济人口方面,也在政治方面,论述之广泛,分析之深入,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一章。

        在距离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场运动的影响依然在持续。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还是对公民社会的形成,知青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仍然影响深远,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知青一代与当今社会

        灵子:你在《失落的一代》里面详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演变、结果和影响,基本写到1980年为止。而现在,知青一代基本上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精英,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是最有话语权、最有影响力的一代人。根据你的观察和了解,你觉得这会形成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你怎么看上山下乡运动持续到当下的影响?

        潘鸣啸: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要忘记当过知青的大部分人不属于主流精英,而属于比较底层的群体。但另—方面,下一届的领导人,肯定大部分是知青。当然,他们的身份相对特殊,不能说他们可以代表整代人,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经历,那我想这种经历还是会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中国。

        灵子:华师大的许纪霖教授有一个观点,认为知青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很矛盾的东西,既理想又现实,与体制也有很奇特的关系,从批判到合谋。这批人很多都是现在各大学最有资源、最有话语权的人,但是他们身上这种“真诚的虚伪”也许要为某种社会风气负责任。

        潘鸣啸:这个我同意。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有一些人想要坚持理想,那后来如果被开除甚至有更坏的结果,怎么办呢?这还是体制造成的问题。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尤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受宠、被收编、拿项目经费、赚钱……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是认识三十几年的,我看到了他们的变化,很有趣。当时我们出去吃饭,一定是要我付钱的,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付。但现在他们比我富得多了,都有车,有第二套别墅。他们也会觉得,不然怎么办?我们也得趁这个机会过好日子。

        我想,你可以过好日子,另一方面也不要完全变成犬儒的知识分子。

        如何看待“韩三篇”

        灵子:你关注了之前韩寒写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吗?

        潘鸣啸:我只看了一篇(《说民主》),不太同意他的想法。他说的一些事实是真的,但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在西方也有人说:中国只要每个人的GDP达到多少,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在逻辑上是错的,历史从来不是这样,总是要有人站出来。你不可以用经济来解决政治问题,经济可以提供一些基础,但不能完全自动地一并解决其他问题。    

        我当然同意非暴力的改革,这是最理想的方式。我觉得,在某些历史的阶段,能不能和平解决问题,这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决定的。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最强的力量,看它肯不肯让步。

        灵子:但是韩寒的文章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讨论,也是因为代表了现在很多人的想法。

        潘鸣啸:这其实是老生常谈了。一些人会说,中国人的素质不够高,容易动乱。我觉得这其实是蔑视老百姓的说法,这个不对。很多人没有上过大学,但社会环境怎么样,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他也是很清楚的,不需要念到博士才可以了解。最近我看乌坎的经验很有意思,那些人都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做事很聪明、很开放。

        中国官员总是觉得自己是父母官,百姓是孩子,要去教育他们怎么做。知识分子也有类似通病,他们希望可以告诉父母应该怎么样,对孩子不要太凶,还是要好一点,等等。我觉得这种家长主义制度是过时的,现在中国的新一代已经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和广阔的视野了,不要再把他们当小孩。而且,如果你总是这种态度,不给他一点自由和责任,他就永远不会成熟,他可能到三十岁还是很幼稚。在政治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不给老百姓一些责任,一些自治、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空间,就会变成“一有机会就会乱”。我同意可能会产生这种现象,但是这实际上是结果,不是原因。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社会自己解决自己的很多问题,政府只在上面解决最大的问题。

        合法性危机与“弱者的武器”

        灵子:七十年代你在香港住了六年,九十年代住了七年半,对香港社会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北大教授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港人也有一些情绪反弹,有的抵制内地人,反“蝗虫”等等。你怎么看这件事?

        潘鸣啸:这个太没有意思了,为什么要这么情绪化。北大的老师怎么可以这么讲,我有点吃惊。我希望中国不要往这个情绪化的方向走,在这方面可以说有一点担心。这令我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有些后来就变成法西斯、纳粹主义,他们就是乱讲话,蔑视民主、蔑视理性,就要骂人、用暴力,觉得自己绝对正确,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不用给论据,有一些是太肤浅的想法。

        做一个学者应该有理性,而不是不负责任。因为如果你了解香港,就不会说这样的话。香港有它的历史,而且实际上对内地改革开放有很大的贡献。怎么可以那么说?

        灵子: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气氛里,这样的言论才可以这样流行,并且还能得到很多认同?

        潘鸣啸: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在变成强国,有底气了,可以随便说话了,可以说“不”了。问题是和平崛起不一定就带来和平。我希望中国汲取历史的教训。

        最基本的问题是,当今中国需要一种“合法性”,最有力的情绪就是民族主义。因为中国本来自以为是“中”国,是最强大最文明的,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发现自己不是,这个创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高涨并被利用。可是这对中国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为什么现在改革开放成功?就是因为当时邓小平知道向西方学习,向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方学习,如果只是说自己最强,肯定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当今互相需要的全球化时代,那种不负责任的情绪化言论,只能引起矛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我觉得,中国社会需要一个新的目标,新的理想。

        灵子:有一种声音是希望从传统文化里寻找合法性,回归国学。

        潘鸣啸:对,在这方面有很多矛盾。在学术方面,在大学、研究界,现在可以比较放松,允许有一些辩论,可是到现在这些辩论也没有结果,没有明显的主流。有一些人就是要回到儒家,要把儒教变成国教;还有一些人强调中国模式,可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我看了潘维的那些文章,觉得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拿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实际套在一起,可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灵子:你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授关于中国思想辩论的问题,比如新左派和保守派。我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从美国回来或者现在还在美国的大陆学者,都很容易成为新左派?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

        潘鸣啸:我觉得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持否定看法,批判后殖民主义,批评原来西方的文化。很多后现代思想在美国很有市场。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有些中国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好像比较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可能因为不是本地人,会感受到一种排斥,所以对西方有一些反感。这是比较微妙的。我认识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个新左派,我们不提他的名字,但我觉得他的想法基本上因为他在美国没有成功。

        我觉得他们很矛盾。他们住在中国,受国家很好的待遇,应该了解中国的问题不只是跨国公司、国际资本主义的问题。国际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可以这样发展?就是因为政府、地方干部非常欢迎跟这些公司合作,得到很大的利益。他们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部分,他们不敢面对中国本身的、特别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他们看不到,还是不敢看到。

        灵子:那你认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用来判断什么时候是否可以采取什么变革形式,也不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那要做什么呢?观察?

        潘鸣啸:我觉得可以做的工作是:观察、分析,以及尽量表达他的分析,这已经是一个贡献。当然更高一层就是说一些话,中国应该怎么办,社会应该有什么价值、方向,至少真诚地表达自己正常的想法,不要乱说一些情绪化的话,要以健全的思维真正地分析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是比较有用的,就是在社会上做一些事情,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说“弱者的武器”有时候是有用的。

        (摘自《忧郁的常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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