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认为人要穷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钱那是很难的事情。从来“穷”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事。
梁文道的茶餐厅经验
香港浸会大学邀请骆以军任驻校作家，所以他在那儿写作，做一些演讲、授课等等。他住在香港一个叫大角咀的地方。九龙半岛上面有一个没落掉的老工业区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来是个有点破旧的地方，跟香港给人那种光鲜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样。骆以军就住在那儿。
他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楼下是一家茶餐厅——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应该知道什么叫茶餐厅，北京也很容易见到茶餐厅，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我在北京几乎没见过真正的茶餐厅。因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厅都太漂亮了，但香港的茶餐厅是更脏、更乱、更吵、更市井的，不会开在那么好的商场里面。骆以军说的那种茶餐厅应该也是这种状态。他就在那个茶餐厅的门口，在一张供神的桌子上面写稿，写他的新小说。那个桌子是香港很常见的，一个小案，上面放些水果、香、蜡烛，供一个神位，通常是关公。在香港大家都爱拜关公，做生意的拜关公，干警察的拜关公，每个警察局都有个关公的灵位，黑社会当然更要拜关公。拜关公是香港的一个全民运动。
大角咀不远处有另一个地方叫太子，再走远一点点就是旺角。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旺角有很多书店，也有很多色情场所，后者跟我无关，但是你很难不跟它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香港都是“二楼书店”嘛，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二楼了，好多书店都在七楼或者十三楼。为什么叫“二楼书店”呢？因为在香港几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个铺面来开书店，为节省资金，书店都要开到楼上，而且书店的空间很窄很小，因为地租价钱越来越贵。我们文艺青年都要去那些书店找书看，而去那些书店必然要经过很多那种色情场所。旺角那条街太热闹了，满街的人，声音很混杂，地上脏脏的。现在最多的当然是大陆的游客，很多游客在这里抢ipad2，抢iphone，最新的情况是大家去抢奶粉。我把旺角理解为不是几条街，它其实是往上空发展的，它每一座楼都是一条垂直的街道。为什么呢？比如人家要来香港就说好难找到咖啡厅，其实旺角是有的，但是你要搭电梯到七楼或者是八楼，中间经过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场所、理发厅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楼想象成竖起来的街道，在旺角走这种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开一关，每一次都是一刹那的、瞬间的、直接的。啪，一开，好漂亮这马子;然后上面一开，哇，这个老婆在赌马;然后一开，这个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常在这些地方买书，还教书。旺角可以教书吗？旺角有学校，现在有一家学校还在，叫华夏书院。香港1949年后有民间书院的传统，最有名的也许就是新亚书院。华夏书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着那种我们亚热带地区很喜欢穿的白色、透到两个乳晕都看得到的那种汗衫，挂着一笼鸟，在那边抽烟、看报纸、看书，晚上就会有人来上课。上什么课呢？各种文史哲的课程。附近有另一家书院叫法住书院，我曾经在那边教过古希腊哲学，来听我讲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头子，听我讲亚里士多德，整个状态很古怪。我们同学或者朋友挣到一些钱就会到附近的书店买书看，因为书店都在那里。买了书想翻一翻，教书前做最后的准备或者有时候下午写稿，我们就在茶餐厅。
我最喜欢的一个茶餐厅在女人街，是专卖假名牌的，有点像北京秀水街，但是非常破烂，人非常多。我很喜欢那个茶餐厅，我们有一帮人老在那边聚，不是故意的，是偶尔碰到的，大家常在那边写稿或者读书。
每个礼拜二和礼拜四是赌马的日子，黄昏的时候有一家电视台会直播赛马的过程。茶餐厅有电视机，白天的时候会有人来看股票新闻，下午的时候就是来看赌马的新闻，晚上就是看赌球的。这时候整个茶餐厅的人会变得非常激动，都是一些社会的底层或者中年人。现在香港年轻人不赌马、不赌球，所以赌马的人变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娱乐。再晚一点会有一些附近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过来，穿着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会来这种地方。抽烟，满嘴粗话，就像电影里面的古惑仔那种。不过我看了那么多年真实的古惑仔，还没看过有郑伊健那么帅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真的。
但是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吕寿琨，是香港现代水墨画的一代宗师，影响了台湾和香港的现代水墨画，是个观点很前卫的水墨画家。作为一代水墨画宗师，他日常就是穿一条短裤，一双拖鞋，也赌马。他在一个公车站工作，最初是开公车，后来是管理一个车站的站长，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所谓的一代水墨画宗师。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诗人叫阿岚（音），他的年纪很大了，诗写得很好，他写的诗今天大陆很少见，其实他是非常“左”的，写的是社会写实主义。他的职业也是开公车，做公交司机。我们那时候画漫画的叫阿高，他是个漫画画得很好的人，是做地下乐队的，是个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实就在大角咀旁边一个面包店里烤蛋糕。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比如读唐君毅先生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读《佛性与般若》，读钱宾四先生或者一些很前卫的作家的书。
那些在香港注定消失的零零碎碎
这就是我的香港，这是我所爱的香港。这里的艺术家或者文化人不会像在北京，有个地方、有个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儿去。我们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迹于三教九流的人中间，在那个环境底下我们可以完全不受打搅地继续读书、写作，我们不会觉得吵，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我们写什么呢？在香港你要做一个小说家——我指的是专心的，比如写《西夏旅馆》（骆以军著），要很专心写一部40万字的小说，这种状况在香港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像金庸，这长篇怎么来的，是当年报纸的连载，每天一段、每天一段。那另一些有名的长篇作家大家也可能都知道的，是倪匡、古龙、亦舒、张小娴，这些所谓的长篇都是报纸连载。香港延续了民国年间文人在报纸上的副刊或专栏写作那种传统，大家都靠这个来生活，你只能靠这个生活，但稿费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么都能写，要什么都可以写，而且你要能写得很通俗。那个年代我见过一些真正的老报馆。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样年华》中梁朝伟供职的那种报馆？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当年的报馆门口都像西部片里面的酒吧一样，门是要这样推开的。走进去，就会发现整个空间都是木头的颜色，烟雾缭绕，昏黄的灯光，油墨的气味，打字机的声音、算盘的声音，很吵闹。你会看到一个老头在一个角落编稿，有人会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个就是谁谁谁”，“哦，就是谁谁谁”。那个“谁谁谁”是谁呢？他也许是一个我们传说中的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写了些什么呢？他也许曾经用了三十多个笔名（那些笔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在某份报纸上面写过连载的色情小说——这是我们那一代文化人都干过的事。那时候我只写了很短很短几篇，比如《咸湿黄飞鸿》。“咸湿”就是广东话好色的意思。我记得我写了那几篇后他们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没再写了。坦白讲，那时候还有一点文人的自尊心，觉得过不去。我们写这种东西，写马经，教人赌钱。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辈作家他也许忽然整个月在考证唐朝的玻璃，或者某个作家他忽然写了一个什么专栏，大家都觉得好佩服。但那个专栏它是注定永远不会出书的，它就在报纸上出现。那个报纸的前后内容就是什么地方砍人了，什么地方暴动了，混杂在这些内容里面，出现一天，不见了，除非你剪报，要不然它就永远消失了。
我们有一个很尊敬的文学界前辈叫叶辉，他在《晨报》当社长。叶辉其实就是我刚才形容的这种人，在报纸里面混迹，他叫我们这帮晚辈来帮忙，董启章、我，还有一些其他人都来了，我们觉得老人家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来。但所有人都劝这个大哥：“大哥，听说这份报纸的老板不发薪水的，你这番前去很危险啊。”“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我不会对不起自己，更不会对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费。”我们说：“大哥，稿费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报纸能搞得起来吗？不会半途倒掉吗？”“没事，跟我上，弟兄们。”我们就去了。我写了半年，到现在还没有稿费，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没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给大家打电话说：“对不起，我还是要走了，虽然是社长，但半年没拿到薪水，你们也赶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写的那些文章，就是现在的《我执》。我在想，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我们有一个身份变化的机会，我就会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看到的那种穿汗衫、踩拖鞋的老头，在报馆一角叼着烟，在一个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
不断地写，不断地出现，不断地消失，我见过太多这种人，在以前、现在和身边，一个一个地出现，一个一个地消失。
我讲一个故事，就是西西，我们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写《我城》是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怎么写？我们知道西西是教书的，她住的房子特别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议，不会有什么书房。我记得我90年代探访北京的一些艺术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诉我说家很小，怎样乱，我一进去看到每个都是豪宅，相对我们来讲，我们住得又窄又小。那时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学生作业，家里人还会看电视、打牌，她怎么写作呢？她就做了一个小木板，每次写小说的时候她就躲进厕所把马桶盖放下来坐在上面，把这个板子放到大腿上垫稿纸写，这就是《我城》。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的香港、我喜欢的香港，这是我们创作的环境，真的是穷。
（摘自《野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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