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比邻而居，历史上有过惨痛的经历，也有过友好交往的历史。近年日本领导人的言论，大大刺激了中国国民的心理。一味地“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达不成“友好”的愿望，我们需要“了解”。了解中日之间的历史，了解日本人的内心，如同日本人了解我们一样，通过了解明了我们自己除了愤怒更该理性地做些什么。
“本期观察”推荐祝勇的文章，正是因为此文清晰地梳理了日本如何从一个闭关锁国、积弱积贫孤悬海外的岛国演变成一个以“国运相赌”的对华侵略者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心理变化。同时也是对甲午海战120周年祭，对“七七事变”77周年祭。
甲午战争前的李鸿章
在大清官场上，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清官。此时的大清帝国早已成为贪腐之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举国皆贪，腐败早已成为官员们的日常工作。这是一个典型的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官员们只管以行政资源换取个人利益，没有人去在乎钱的来路。1889年，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交的第一份情报《复命书》就指出：大清帝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但李鸿章毕竟是一个想办事的官。他委派上海海关道丁日昌负责在上海虹口督察筹划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不仅生产洋枪、洋炮，甚至制造军舰。至1868年，共生产炮船16艘、小铁壳船5艘、舢板船30艘，共计51艘。
除了江南制造局，包括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相继创办投产，天津机器局甚至于1880年试制潜水艇。如果没有甲午战争，这个帝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崛起”，后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同光中兴”。
由于自造军火成本高、周期长，为了快速装备帝国海军，李鸿章、沈葆桢等开始考虑外购军火。1866年7月27日，李鸿章参观了德国最著名的军火集团克虏伯公司，四年后，他一口气向克虏伯买下32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确保帝都北京的防务安全。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资65万两白银的“超勇”和“扬威”号铁甲舰，终于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两周后起程回国。在不久的将来，与已经订购的“定远”、“镇远”、“康济”、“威远”主力舰，将使大清的海军变得无比强悍，其实力将远远超过日本。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大清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20年后，大清起了个大早，不仅没有掉队，而且傲视亚洲。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师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队。
日本“李鸿章”：伊藤博文
1894年，甲午年，难熬的夏天，李鸿章终于等来了日本人的“绝交书”，也可以被视为“宣战书”。
对于这场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做了精心的准备。他们等待已久。
明治维新以前，对日本产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中国人魏源写的《海国图志》。魏源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本旨在唤醒中国人海洋意识的著作唤醒的却是日本人。通过《海国图志》，日本人了解了中国，也了解了世界。相反，中国认真研究一下日本人的，又有几人？许多人连魏源这样的本国人都知之甚少。
日本文明史学家加藤周一说：这是因为“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带来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几千年以来都是学习中国的，中国如同是日本的老师，中国意味着世界的中心，按照日本人的思维就是头部。学习了一千多年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都被打败了，那么对手应该是十分强大的”。
那时的日本还处于愚昧的幕府时代，此前二百多年幕府就已经宣布了锁国令，与明清政府的禁海政策不分伯仲。1633年至1639年中，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更是接连五次下达锁国令。他不仅全面禁止外国船只前往日本，而且对本国人也毫不客气，日本人出海航行或者从海外归来，都要处以极刑。这使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真的孤悬海外，对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甚至近在咫尺、早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就完成命名的钓鱼岛，日本人直到1885年才听说，并组织秘密调查。
日本的“鸦片战争”发生在1853年，比中国晚了13年，日本人叫“黑船事件”。与中国鸦片战争不同的是，美国舰队没有开炮，因为这个弹丸小国实在是不禁一打，也就没有必要开炮。他给日本幕府的国书傲慢地说：“你们可以选择战争，但胜利无疑属于美国。”甚至送给幕府一面白旗，告诫他们，一旦爆发战争，他们要学会投降。简直是羞辱到家了。这个积贫积弱的岛国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日本也有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就是其中之一。他把藩内的农民、町人都组织起来，向英军发起一轮一轮的进攻，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冲突，这就是日本的义和团运动，日本的叫法是“尊王攘夷”，略近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21岁的伊藤博文就是“尊王攘夷”的积极分子。
但伊藤博文第二年就转变了。那时，他已经和其他四名年轻人一起，受长州藩藩主的秘密派遣留学于英国。他来到了李鸿章控制下的上海，看到停泊在吴淞口的西方军舰，傻了眼，到了欧洲，其工业化程度，更令他大惊失色。他不再夜郎自大，而是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只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救不了日本，还需要“理性”。对于日本来说，这个“理性”就是谁厉害就拜谁为师。眼下是英国人厉害，所以不仅不应该与英国人为敌，还应该拜英国为师。与坚守儒家精神价值的中国人不同，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谁厉害，谁就代表正义。他们所信奉的武士道与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刚好配套。无论多么精深的文化，在他们眼中都会被分解为至为简单的两种：有用的和没用的。在伊藤博文眼里，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已经过期作废。日本人决定“脱亚入欧”。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明了“三个世界”理论。与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不同，福泽谕吉把世界划分为最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和野蛮国家“三个世界”。其中，“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进而发出号召：“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在著名的《脱亚论》中，福泽谕吉更不客气地指出：“与恶友交亲者难免共有恶名，我应自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福泽谕吉为日本贡献的“脱亚入欧”四个字，一举奠定了他在日本启蒙史上的地位。也因此，今天一万元日币的头像不是明治天皇，不是伊藤博文，而是小帅哥福泽谕吉。
长州藩的反抗激怒了英国。1864年，正当英国准备联合法国、美国、荷兰一举灭掉长州藩的时候，伊藤博文急匆匆地回国，在千钧一发之际面见毛利敬亲，力劝他不要与四国联军冲突。当毛利敬亲的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终于，他听见毛利敬亲下达了命令，而这一次，长州藩被打得体无完肤，最终还是缔结了城下之盟，拆除下关炮台，赔款300万日元。
在血的教训面前，毛利敬亲“清醒”了。他相信了伊藤博文的话，不仅向英国服了软，而且与同样“觉悟”的萨摩藩藩主一起，成为反对“尊王攘夷”、发起倒幕运动的主力。四年后的1868年，明治天皇在倒幕派武士的支持下宣布王政复古，开始“明治维新”。
看不起大清帝国的福泽谕吉，自然也看不起大清帝国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文明论概论》一书中，福泽谕吉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不过，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就国家来说可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由此可见，……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不过，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
福泽谕吉嘲笑大清学习西方徒有其表，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叹服于他眼光之犀利。他敏锐地意识到，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不只是武器，而是人。在战争中，武器的交锋只是表面，而文明的对决才是实质。然而，在当时，清国却有清国的难处，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盘西化”是根本不现实的。彼时的大清倘能循序渐进，摸石头过河，已难能可贵。任何太过激进的改革蓝图都会半途夭折。这一点已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维新仅仅一年后，日本就从美国购进铁甲舰“东”舰，海军建设开始起步。1870年，兵部大辅前原一诚提出扩建强大海军的计划，建议用20年时间建造200艘大小军舰，其中铁甲舰50艘，以七年为一期，分三期实施。1874年，日本海军羽翼未丰就开始了侵略战争，把大清帝国的领土台湾当做它的第一个目标。当时日本并不是大清的对手，但大清帝国正沉浸在“同光中兴”的盛世中，致力于“和平崛起”，加之俄国人在新疆的牵制，于是，在占尽优势的前提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签订《北京专条》，向日本服软，赔偿50万两白银。这让日本人第一次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也看到了大清帝国的外强中干，从此消除了对它的恐惧。
《北京专条》的签订让李鸿章无比失望。在他看来，不教训日本也就罢了，还倒贴50万，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荒唐可笑之极。
从那一天开始，日本人开始考虑征服大清的具体步骤了。1885年，明治天皇颁布《整顿海陆军》诏书，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计划。两年后，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规定“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侵华战争。1890年，山县有朋出任日本首相，提出“保卫利益线”理论，标志着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即由辽东半岛入侵中国，进而占领整个亚洲地区的政策）的正式出台。
如果说毛利敬亲是抵抗英军的“林则徐”，那么伊藤博文就是力促日本“师夷长技”的李鸿章。只不过伊藤博文对日本的改革更加彻底，不是“日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体”“用”全部西化。既然被西方人打服了，就丝毫不再打算为自己的文化辩护。1881年，就在李鸿章沉浸在收获“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的巨大幸福感中的时候，伊藤博文则受到明治天皇的派遣，前往欧洲考察宪政。而大清直到甲午、庚子两战失利后的1905年，才派遣端方、戴鸿慈率领官方考察团前往西方考察宪政。在购买军舰方面领先于日本的大清帝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整整落后了24年。而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的国运正是被这二十多年决定了。通过考察，伊藤博文对德国宪法推崇备至，认为适合日本国情。回国后，他积极推动立宪，成为明治宪法之父，此后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就是在这七年任期内，他发动了甲午战争。
鬼子来了
甲午战争的第二阶段以陆战的形式进行。一切都是依照日本军方的计划书进行的。日本与大清争夺海洋，目的还是争夺陆地。如果大清能够阻止日军登陆，也算亡羊补牢。然而，此时的大清帝国仿佛浑身的关节都已经脱节，纵然头脑清醒，也无法做出有效的动作。而日本人则计划周密，行动有力。
甲午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元1894年10月24日）早晨6点30分，日军在辽东半岛南岸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登陆点花园口登陆的时候，清军竟然毫无察觉。“日军分三批登陆，整个行动延续至11月7日方才结束，前后共达半个月，共运送登陆人员24049名，马2740匹”，没有遇到清军的丝毫阻挡。
就在这一天，大清帝国皇太后的60岁生辰终于来到了。
清军稀里糊涂地把日本人放了进来，待他们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清军立即兵败如山倒，整个鸭绿江防线全面崩溃。
旅顺，此时已成为最后的孤城。这一军港，李鸿章曾投巨资经营16年之久。但是，各路清军的纷纷溃逃，留下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给日军屠杀。
屠杀开始于1894年11月21日。四天之后，这座城市只剩下了36名中国人——日军留下他们是为了掩埋尸体。他们的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得以幸存。
关于这场屠杀，山东烟台登莱青岛道台刘含芳在1895年1月7日的电文中有如下描述：“日军进入旅顺后，兽性大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杀，有的砍掉脑袋，有的割去双耳；小孩子被钉在墙上，有的挖去双眼或割去双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剖腹开膛。屠杀持续四日之久，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之中，死尸堆积高达数尺。”
作为目击者，英国海员阿伦在其《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一书中写道：
致命的复仇和杀戮，使惊慌失色的人们拥向街道。我向前走时，传来越来越大的步枪声、盛怒日军的叫喊声和受害者临死前的尖叫声。
我直奔旅店，四周都是仓皇奔逃的难民。此刻，我第一次看到日军紧紧追赶逃难的人群，凶狠地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难民，像魔鬼一样刺杀和挥砍那些倒下的人们。
人们开始被满地的尸体弄得寸步难行，而闯见一群群杀人魔鬼的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根据阿伦的记载，即使在深夜，屠杀也未曾停止，刽子手从来没有如此敬业。他们提着纸灯寻找着他们的猎物，在飘忽的纸灯的照耀下，他们的面孔更显狰狞。
阿伦：“终于，我回到了旅店，发现刽子手已经光临过了。屋里黑洞洞的，我点着灯笼后，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是店主的尸体，直挺挺躺在院子里。他的脑袋差点被割下来，腹也破了。一个女仆的尸体横躺在门槛上，被剐得无法形容。旅店里共有10至12人，我发现其中8人被杀在店内不同的地方，哪儿还有活着的人的踪影？”
大屠杀中，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都发出现场报道。
日本官方显然不希望自己在全世界面前丢丑，各种亡羊补牢的掩饰活动相继展开。这表明日本人显然清楚自己的暴行有违人类基本价值，为人类社会所不容。但在他们眼里，这些所谓价值只是一块破抹布，只有在需要遮羞的时候才拿出来遮掩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则把它们像扔垃圾一样统统抛到九霄云外。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代表日方致电《纽约报》“辟谣”，称：“请记住：在向部内及他处有关人员提供资料时，务必运用以下诸点：（l）逃跑的中国士兵将制服丢弃；（2）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身着平民服装的人大部分是伪装的士兵；（3）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4）一些留下来的人受命射击和反抗；（5）日本军队看到日本俘虏被肢解尸体的残酷景象（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在架子上），受到很大的刺激；（6）日本人仍然遵守纪律；（7）旅顺口陷落时抓到大约355名中国俘虏，都受到友好的对待，并在几天内送往东京。”
联想到日本人于1937年在南京的暴行以及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对靖国神社的态度，我们会吃惊于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惊人的一致性。早在南京大屠杀四十多年之前，旅顺就已经经历了一次血腥的屠城。
日本人命中国抬尸者把尸体集中到花沟张家窑，浇油焚烧。一股腐臭的气息在城市的上空回旋，十几天后，大火仍然没有熄灭。这种令人作呕和窒息的气息纯属日本制造，与这座海边城市的水光天色格格不入。后来，一片惨白的骨灰出现了，被装进四口大棺材，这些就是曾经在这座城市里存在过的几乎所有的生命。
不久，在全世界的谴责声中，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典在日本国内举行。这场庆典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自发参加的民众。《纽约时报》为此作了详细报道：
至少有40万人参加了在上野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铁路公司降低了各地到东京的火车票价，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增开列车。大游行的人海足足延续了四英里。
成百上千只喇叭和号角的吹奏声、喧天的锣鼓声，游行队伍和站在游行队伍两旁看热闹的人们那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聋。各式各样书写着稀奇文字的旗帜、横幅、军旗满天飞舞；在马车上身着节日装束的神父们、欣喜若狂的孩子们、市议会的议员们、来自内地的代表们喜气洋洋地走过去了；装饰成各种样式的花车在人们的簇拥下开过来了，有的车上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用柳条编成的人头，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引起人们的哄笑。当队伍到达皇宫时，人们的欢呼响成一片。他们到底在叫嚷什么，谁也听不清。人们一边行进一边唱着名为《君之代》的颂歌……
（摘自《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东方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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