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晚年周总理治病的经历
吴阶平
周总理患膀胱肿瘤,是在常规检查时发现的,不是他有什么病状才检查的。接着,我们就赶紧加强检查,比较快就得到了证实。后来得到中央批准,要跟他讲这个事情。我很明白,周总理是相信科学的,是相信我们的,估计他接受治疗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不知道他还会说什么。实际上,我跟他说了这个检查结果,他一点也没有什么震动。他说:“我一定配合你们。”这句话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这句话后头还有一句话:“你们也要配合我。”这句话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完全理解,他这是要医疗、工作两不误,医疗工作的安排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他是处处以工作为第一的。我马上就回答:“我们一定这么做。”可是我有个考虑,尽管膀胱肿瘤还不算是最坏的肿瘤,但毕竟它还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最终一定要影响工作的,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说到这儿就完了。后来,我们安排治疗,差不多都是适应他的时间,他是从工作岗位上抽时间来治疗。比如说,1973年3月9日我给他做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3月8日去参加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妇女节招待会,然后回到医院,3月9日做治疗。他1974年6月1日又开始到医院治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5月31日刚刚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订了两国建交问题的协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时间来做治疗的。1974年,已经知道他还有一个肠肿瘤的问题,已经决定要治疗了。可是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届人大的安排在即,周总理不得不延缓治疗,与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回到了医院后,还继续工作,不仅看文件,批文件,还要见外宾。我记得,他住院以后,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后一次见的是罗马尼亚的外宾,其间他见了六十多次外宾,不要说内宾了。他接受治疗,是以工作为主的,一直到最后离开我们。
他办事非常认真,认真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说,他派我们去看王进喜,王进喜患癌症,住进医院了。我们回来以后给他汇报。他完全是一种听的态度,非常认真,比我们想得细,想得周到。他要问你,你为什么说他是这个病,问你的根据,很细,他要弄得很清楚的。空手去汇报,那是不行的。我们去汇报那叫一个行列,带的东西多了,图谱、标本、X线片、显微镜,什么都得带。因为你说到哪儿,他就叫你拿出证据来。模型行不行,合不合比例,他处处在动脑子,很快会发现问题。去时都要充分准备,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汇报。汇报我们认为这个病有多大的把握,还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治疗,治疗前途如何,他一样一样地问。问到后来,我们都感觉周总理是医学专家。比如说,这个病是什么病,应该怎样治疗。他就问:不是谁谁谁也是这个病嘛?你们怎么说是那样治疗呢?他就要问你为什么这两个人治疗不同?最根本的是他对人的关怀,对国家事业的关怀,对国家前途的关怀,因此他一丝不苟,非常认真,考虑得细。那么,会不会被他问倒呢?他问你,你说不出来了,就被问倒了。问倒不要紧,他也不责怪你。我们就知道哪天不被周总理问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问倒我们,并不是吹毛求疵。他想得比我们深,比我们深得多。
我们经常按要求去了解病人的病况,写病报,周总理看完一般都要批示,同意,或阅、已阅等。有一次,我在一个病报上写了一句:病人今日体温37.8度。我写病报应该说已经是有锻炼了。周总理在病报旁边括了一个括弧,加写了“昨日37.2度”一句。这句话对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因为你说37.8度,这是一个当时的情况,看不出一个趋向,是往好了走,还是往坏了走。他加写一个“昨日37.2度”,那就说明今天高了。凡事都要细想,都要去考虑,不是一读而过。这是周总理的一贯的主张。
膀胱癌的特点就是容易复发。1974年5月,周总理出血很厉害,那样要输血了。可他绝不同意,说是毛主席接见外宾需要他去参加的,先打个招呼今天需要什么治疗,能够调整一下时间。结果有一次正在那输着血,忽然毛主席在那见外宾了,周总理也不准许我们说正在输血,拔掉针头就去参加。所以他考虑自己的身体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工作是第一位的问题。他总是说:把我推上这个历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来把工作做好。
周总理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1月7日晚上11点多钟,弥留之际,他抬起头看见了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吴大夫,我这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他应当是永远在世的
耿秀贞
大会堂福建厅,是周恩来总理经常开会、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地方。总理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关心人,爱护人。
一次,总理刚进办公区,有只鞋的带子开了,服务员侯桂珍就赶紧过去,蹲下身提醒:“总理,鞋带开了,我帮您系上。”总理却谢绝了,把她扶起来说:“不,我应当自己系。咱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自己来。”
总理有颗假牙,一天吃完饭,顺手把假牙拿出来,放进漱口水杯里。王颖看见了走过去准备帮总理洗假牙。总理马上拦住她:“不要,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总理解释说:“挺脏的,不好意思要你们去做。”总理那么大年纪了,最后还是自己端着杯子去洗的。
总理在病重期间,对大会堂工作的同志们非常怀念。有一天,秘书通知我们,总理要利用三天时间到人民大会堂来,到他去过的地方走一走,看看曾经为他服务的同志。
第一天他来的是西大厅,看望了西大厅的工作同志,然后到了江苏厅、西会议室、安徽厅、接待厅、北京厅、上海厅,最后到了西藏厅。他交代相关领导说:这些同志跟了我一辈子了,他们为我服务,我非常感激,今天你们准备一点便饭,我请他们吃一次饭,感谢一下他们。当时我们就在西藏厅准备了一餐非常简单的便饭,总理跟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在一块共同就餐,吃了最后一顿饭。当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难受。大家都看到,总理很虚弱了,走路身体都打晃。脚已经肿了,穿着布鞋来的。总理平常都是穿皮鞋,很正规的,脚肿穿不上了,才穿着布鞋来的。尽管如此,总理还是尽量不让我们看出他有重病在身,实际上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总理已得了癌症。这个癌症是一直到总理去世以后,报纸上发表了,我们才知道的。所以总理老是表现得蛮有精神的,不给我们增加什么心理压力。
总理在病重期间的这次回来,把大会堂所有的地方都看了,把所有的服务员都见了,没有在的同志他就问其他人,这个人怎么样,什么情况,都问得很细。我们没有想到,这是总理最后一次来大会堂,我们这些同志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生前的总理。
总理逝世前三天,他的司机把崔守财等四名同志接到305医院。他们在病房看到总理的时候,总理已经不能说话了,靠着枕头吸氧。他们很心酸,想过去和总理说几句话也没有机会,一个个都不肯走,最后卫士只好把他们几位给拽了出来。三天后的1月8日,说要开政治局会议,我们赶紧做服务准备,还在想总理是不是能够出院参加会议。结果一些人来了以后,就显得气氛不对,一看那些警卫和秘书,心情都挺沉重的样子。我们这才得到通知:周总理已经去世,要在这地方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安排总理的后事!
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在我们心里,像周总理这样的伟人,应当是永远在世的,我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后来,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将总理的骨灰请到了台湾厅。在台湾厅,我们以泪洗面,为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服务。
父亲视周恩来为圣人
[日]冈崎彬
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因为我跟贸易访华团无关,所以我排在最后。周总理同来访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后,站在我面前,第一句话问:“会不会说普通话?”我说:“不会。”第二句用法语问我:“会说英语吗?”我讲:“英语会说一点儿。”然后他用日语说:“我的日语忘光了。”清清楚楚的日语,使我吃惊。他说完哈哈笑了一声。我并没问他会不会日语,他自己用日语这么说的,其后我问他会不会广东话,他就笑着不答而叫了廖承志先生。当然他是会说广东话的。当时,我父亲站在周总理身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尊敬、最喜欢的人正在和自己的儿子交谈,我父亲那带点儿羞涩的天真的脸,说实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就在这一刹那,我明白了父亲之所以要我请假陪他到北京的用意。周总理对我说:“你父亲自己不会说,他为我们,为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中国对他是怎样评价的,所以我来替他说一说。我非常依赖你父亲,这种信任体现在牺牲自己利益为他人尽力的行为之中。你父亲为了日本和中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所以我们非常信任他。”这便是虽然时间短暂,却是难忘的初次见面。
我听父亲说,人一般来说,得到权势后,不管这个人如何严格要求自己,总不免在某些方面会流露出傲慢来,表现在态度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地位高了就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在周总理身上半点儿都找不出来。
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时,我父亲的悲痛难以形容,我甚至怀疑,恐怕就是我死了、我母亲死了,他也不会这样悲痛。我从中国朋友那里听说,在淮安,在周总理的故乡,有我父亲留下的字迹。写的是:“访问周总理的故乡泪流不止。”落款是:“弟冈崎嘉平太。”那里常有很多中国友人去采访,常常问起,周总理哪来日本的弟弟,我也尽力作些说明。其实,我父亲比总理的年龄要大一些。但是从人格来说,他认为他只能是弟弟。我看,周总理面前的我的父亲,只能认自己为比他小很多的弟弟。一生中,能遇到这样的朋友,总算是没白活在世上。
我家里没有周总理的笔迹。因为当时想反正随时可以要到,没料到,周总理这样匆忙离开了人间,我父亲很后悔。每当谈起周总理的事,我父亲几乎成了少年。不仅跟我是这样,只要他跟办公室的人谈起周总理,表情就变化了,总是沉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52.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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