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纪检干部要敢于碰硬

    （1989年8月17日）

    今天来看看大家。对市委的领导工作，我还是个新兵，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我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工作上不一定能照顾到那么全面。

    对党风问题，我在来上海工作之前，体会不太深。中央机关干部，素质相对好些，直接接触钱物少些，最多是到地方出差，人家请请客，很大的贪污受贿也不大会发生。到地方后，接触大量群众来信和一些实际问题，确实感到党风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感到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我6月8日的电视讲话，之所以能起到一些作用，是由于一年多来坚持讲廉政。不然的话，群众对你没有信心，在关键时候讲话没人听。我深刻感到，振兴上海，把上海的工作做得更好，还是要抓廉政、抓党风，要把它当作生命线来抓。

    当然，这方面的阻力相当大。有时我感到很难抓，很痛苦。看到有些领导干部的一些问题，我就感到很痛苦。有的同志本身问题可能并不是很严重，但他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如对有的同志原来印象也是不错的，现在为了自己的住房问题，竟讲了那样的话，我为之担忧。不抓廉政，党风怎么能搞好？如果大家都为自己捞好处，党的建设、国家建设怎么能搞得好？

    这几年来党风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中碰到的新问题，没有经验，思想准备不足，对一些是非问题、罪与非罪问题划不清界限，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后果和危害体会不深。但是，有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在这之前，党在进城后，党内的特殊化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有的人严重脱离群众，有的人封建意识、享受意识很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没有很好坚持下来。

    当前，廉政建设难办的是政企不分，很多贪污腐化从这里出来。政府机关掌握很大权力，可以掌握企业的命运，利用职权，卡一下企业，企业就要给你送东西。而我们的企业又是国家的，吃光花尽无人管。资本主义也有行贿，但不像我们这样，企业破产也无所谓。

    机关创收，我认为是完全错的。我刚到上海工作时，不同意搞创收，后来同意了。现在看来，流弊大得不得了。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刚正不阿，收受企业的钱物，就按贪污受贿论处。封建社会用酷刑治贪污，我们用严刑总可以吧。武则天时代可以用钱买官，但是官吏贪污受贿，就要杀头。

    不搞创收，又不提高工资，总要让人生活过得去。我看是三条：一是提高机关干部素质，严格防止机关膨胀。对市政府机关，我把得很严。市政府的有些权力可以下放给区，这样市里机构就可以精简些。二是提高机关干部地位。三是在住房方面照顾一点。将来要逐步提高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知识分子和警察的工资待遇。

    党风建设，很重要的是靠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风上的有些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个晚上就把党风搞好。首先要把市委、市政府的党风、政风搞好，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我一再讲要从严，对同志们提出很高要求。纪检、监察工作很难做，一定程度上比我们的工作还难做，直接得罪人，又没有什么油水。应该给纪检干部送一副对联：“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横批是“刚正不阿”。

    上海的纪检干部队伍，素质是好的，表现也是好的。纪检干部本身贪污枉法的还没有看到，很不错，应该鼓励和肯定。这是我们上海振兴的希望。否则，“洪洞县里无好人”怎么办？纪检干部敢于碰硬，坚持原则，有非常坚强的党性，这就是光荣。我们有这个光荣，为党争光，活着才有意义。今后要发扬这样的传统。我们市委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宁可不做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绝对不会。请同志们相信，我们会支持你们的，相信我们会共同把上海党风治好。    

    坚持原则，这是不能动摇的，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讲点灵活性。问题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上海的问题有些也不能完全由哪个人负责。如果太着急，打击面太宽，欲速则不达，还会失掉一部分人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做一件事情，要使很多人拥护。做一件事如果不具备条件，不是瓜熟蒂落，而是孤军深入，就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这不是原则上的妥协，而是讲究策略，有计划、有步骤、有先有后。这一点要注意。 

    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

    （1990年2月26日）

    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对这个现象，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所以群众说，共产党把党员标准越来越降低了，过去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党员要“吃苦在前”，现在变成“同甘共苦”了，甚至连同甘共苦往往也做不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突出地讲不行。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对这个问题需要提得高一点，得有一个办法。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等的。

    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的一些体制，往往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企不分，这也是促成腐败的一个因素。我这次在农村蹲点发现，文件讲的房子问题，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分配的问题在里面，党员干部的分配比一般农民的分配不是高一两倍的问题，是高几倍甚至几十倍。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就是从乡以下开始，党政不分、党企不分。这个文件讲房子问题时，提出了“乡以上”的概念。从上海的具体情况来讲，这样规定就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因为在上海，我们对乡以上干部抓得比较紧，已经处理了几个乡长，也处理了一个市委委员，乡以上到县的干部不敢为非作歹，因为我们盯住他们了。现在严重的是“乡以下”，因为对乡长、乡财政，稍微还可以监督一下；但是乡以下，虽有村民委员会，但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它不是一级政权，而村民委员会的主任一般又是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的头头，村办企业都归村支部书记主管。也就是说，党政企、人财物都在他一个人口袋里，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说给谁批地就给谁批地，他说提拔谁就提拔谁，他说怎么支钱就怎么支钱，没有监督的体制，党性再强也难免腐败。乡镇企业的厂长更不要说了，只要当上厂长，什么账本都在他口袋里，他说这个账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该怎么支出就怎么支出，你管不了他。还有承包，他只要年终完成承包数，其他怎么搞，也没人去管。这么个体制要改革，我组织了一些人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一下子改也难，因为村民委员会是宪法规定的，但要想办法研究，党政要分开，政企要分开，党企更要分开。

    盖房子的问题，现在的：写法恐怕不行。各地情况不一样，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行。我经过对三个县的调查研究，感到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乡以下的问题现在是很不好动的，盖房子的都是书记、村长、乡长、社队企业领导等等。我在川沙县专门拍了一些房子的照片，你看看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房子能盖得这么好？四条：第一，他有权，随便批地，他可以批几百平米，地是不要钱的。我们非得推广山东省的做法不可，使用土地要有偿，不然的话不得了，上海耕地就都没有了。第二，他盖房的材料是平价的，国家批给农村的平价建筑材料都到这些农村党员干部手里去了。第三，盖房子的都是单位帮忙的。上海县一个副县长，已停职了，18个单位给他出汽车拉砖瓦沙石、大理石，这18个单位出人出车都是不算钱的。第四，拖欠公款，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拿公家的钱，说先借着，但多少年不还，也还不起。过去也发过文件，但是一纸空文，没有人贯彻。我们在考虑，要有个时限，根据不同时间分别处理，在文件下达前的，做些退赔。对过去的从宽，以后的坚决从严。

    从上海的情况看，我体会脱离群众的问题，农村比城市更严重。如果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农民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市委准备在这方面做点调查研究，非常认真地做工作。推动上海农村的发展确实要有点政策。

    第三个问题，就是分配不公。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它不是哪一个党员的问题，实行这么一种政策，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据调查，上海收入高的有十种人，这十种人的产生都是政策带来的。十年改革开放，从总体上说，政策是正确的，要坚持，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怎么掌握这个度？问题就比较复杂了。现在中外合资企业和各种公司，工资高得不得了，特别是涉外宾馆，一个月拿上千元都是平常的。一个服务员的工资比我们还多，公司经理比我们的工资高几倍，当然他们的工资比起外国人来低得多了。所以国营企业的职工都要钻门子跑到中外合资企业去。不该合资的，也打报告要合资。这里有一种因素，只要一合资，厂长十倍的工资就到手了，整个职工的工资都涨一倍，管理人员的工资都好几倍地上去。最近全国人大正在讨论一个合资企业法，我一再向阮崇武同志提意见，不要定得太高，现在工资这么高，上海控制得比他低，要不控制，上海会瓦解的。我讲，再这么搞下去，在我们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的人，有本事的都到公司、外资企业去了，这怎么得了！

    （摘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6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