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讲个笑话

    笑的观察

    我花了一周时间观察笑。其实这个想法已经产生很久了。

    第一个观察对象是周二下午散步时遇到的小姐妹。一年前来这里上班时就看到过她们，当时其中一个脚受伤了，缠着厚厚的绷带，另一个每天都陪她散心。那天下午遇见她们时，其中较胖的那一个正讲一个简短的笑话。讲完，另外一个女孩开心地大笑起来。与我认识的许多女孩不同，她笑得十分爽朗，不用手掩嘴，也不低头弯腰，想怎么笑就怎么笑。一笑，云彩就裂开一道缝让阳光投射下来。

    我开始观察她笑完之后的样子。人在大笑之后总会回到平常的表情，不管笑得多开心。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像机器一样从“笑”的状态跳转到“不笑”的状态。我不失时机地按下手表上的按钮计时，一面用眼角看着慢慢走过的两个女孩的脸。7秒之后，她的笑容变换到一个可称为“微笑”的状态，眼睛弯成两条好看的黑线。大概因为心情好，这个表情一直保持到她们走出我的视野。

    第二个观察对象是公司的保洁阿姨。我上完厕所出来，在洗手池的镜子里看到她靠着墙在打电话。不知另一端说了什么，她突然呵呵笑了起来。我洗完手，尽量自然地从镜子里看她的脸，心里默默数着。7秒之后，她换上“微笑”状态，继而恢复到正常的脸。    

    接着我又在开会时观察了一个同事。开会时为了让气氛不像因为遗产纠纷闹得不可开交而走上法庭的亲兄弟那样紧绷绷的，我们常常会开一些其实非常无聊的玩笑。放在平时根本不值得一笑。但是在会上，大家对此都有着十足的默契，一个人说完，所有人便开怀大笑起来，我赶忙计时。4秒。4秒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恢复了常态，甚至没有经过“微笑”的过程。就像揪住鬓角的短发横向一扯那样换了张脸。

    在咖啡厅看书的时候我又观察了邻桌一位老总模样的中年人的笑。他的笑声刚劲有力，哈哈几声笑罢立即收场，恢复到沟壑纵横的一张老脸。那是一张经常向许多人发脾气的脸。大概因为太常发脾气，他的笑只能持续3秒钟。而坐在他对面的年轻人——我估计是个销售——则可以持续17秒。在我看来，7秒的笑既不做作又不谄媚；4秒的笑太过敷衍；10秒以上的笑要么是太开心控制不了，要么是谄媚。

    最后我在家里观察了妻子的笑。“我现在在韶关。”她在电话里说，“南华寺门口，这儿很吵，一会儿再说吧！”如此一来，我当然只能观察墙上的照片。照片里她把嘴角向上提起5毫米，艰难地保持着那个表情。她的眼睛大而明亮，笑的时候，下沿水平，上沿则弯成一条圆润的曲线，整个看上去像某种常见的草叶。

    她的笑持续了很久很久，一直不消失，让我无从分析。我把擦鼻涕的纸巾揉成一团扔到她脸上，她依旧嫣然微笑。

    退休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妈来电话说：“你爸队里要给他做一个退休相册，让选25张照片，你来帮着拷一下吧。”并用炸酱面作为诱饵。我自然欣然咬钩前往。我问我爸：“这个相册是干嘛用的？”我爸吐了口烟，说：“大概跟你们那会儿的同学录差不多吧。”

    于是我开始挑照片。我爸有云南、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藏等地的旅游照片。我一张一张选下来，挑他最精神的，拷进卡里拿给他看。

    “唉？”他把烟捻死，皱着眉头看着，“怎么都是我啊？”    

    “你的相册不放你放谁啊？”我往面条上整齐地摆黄瓜丝。    

    “我的队友呢？”他问。

    我呆住了大概15秒。我完全没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说，我完全没考虑到我爸还有队友，我更没考虑到他会想要在退休相册里放队友的合影。我甚至没想到他真的会在意这相册里放的是什么。我把摆好黄瓜丝的碗放下，怯生生地看着他。

    “先吃饭吧。”他叹了口气。他很生气。我于是又端起碗来，但不太敢出声吃。你知道，吃炸酱面时不能出声，真是生不如死。    

    我爸是一名万恶的城管队员。一般老百姓都这么说城管。但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他这一辈子从没抄过一个小贩，没掀过一个摊，没抓过一个人，没扣过一辆车。我有一次跟他们队里喝茶，趁我爸上厕所的当儿，问一个叔叔：“我爸这么干，怎么在队里立足啊？”   

    叔叔啜了口茶说：

    “一来呢，他从绿化科转来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活儿都是年轻人干。二来嘛——”说着他突然自顾自地笑了起来，笑了足有半分钟，“二来你爸长得实在太凶了，小贩看见他望风而逃，谁敢跟他对抗啊？”然后一屋子的老老小小都狂笑起来。从他们的表情里我看得出，笑归笑，但恐怕真就是那么回事儿。

    高考前夕，为了让我上学方便，一家三口住在队上的一间库房里。院子由绿化队和城管队组成，都是和善的人儿，我从没觉得有一个凶神恶煞，除了我爸。而我爸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是队里唯一读过《十日谈》《红与黑》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人。

    我亲历过几次。三口人吃完饭上街遛弯，他嘱咐我们别跟着他，然后噌噌噌紧走几步，再转入慢悠悠的散步节奏。我们之间拉开了一段微妙的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让人不舒服的安全感。肯德基门口有几个卖盗版盘的，见了我爸就点头哈腰叫“张哥”，却也不跑，有时候还递上几张盘来，我爸一般摆摆手。有时也拿。    

    有一回经过一个地下通道，他背着手，盘着珠子，在前面缓缓地走。通道两旁的小贩像被注射器推了一样，捏起摊布四角，整整齐齐跳了脚往东跑。跑到一半，呼啦啦地又都回来了，后面跟着对面辖区的城管。这条地下通道以中间为界分两个队管。那城管三两成群，吆五喝六，好不威风。小贩抱着包袱往回跑，到我爸面前，迟愣一下，看他微微一点头，便又继续往后蹿去。那时候我看我爸的背影，觉得有股噼啪爆响的气流在周身环绕，四边的空气都扭曲了，连地下通道的灯都明灭起来。

    我爸的队友说：“有你爸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打砸抢吗？”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没有我爸他们也不会打砸抢，这我是知道的。如今这个凶神恶煞突然一退休，他们是有点儿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队里有好几个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个转业军人。这支队伍很不好带——有贾家楼的，也有瓦岗寨的；有穿长衫的，也有光膀子的——他们需要我爸这个读过书的凶神恶煞来中和他们的气场。以后只好靠他们自己了，我想。

    吃完饭，我重新挑了照片。在庐山的石碑前，老老少少十几口子围成一个扇面，我爸一脸政治不正确地站在正中，好像按快门的人是他的死仇，眼里恨不得冻出冰来。我觉得这张很合适，就把文件名改成了“封面.jpg”。在此之前，我没怎么认真想过退休是怎么回事。退休就是他们还需要你，你却要卸甲归田了。你还活着，却变成了照片儿。

    不过这也好，这么一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爸就从老张变成了纯粹的我爸。

    一个人吃面

    楼下有家面馆，我一个人吃晚饭时，大多在此打发。便宜，面很一般，但灯光着实透亮，让人心里舒服，所以常来。来得多了，发现来吃面的有不少是独自一人。一个人来吃面，俨然一种仪式，似乎吃面的流程、内容、姿态、表情都是规定的。“服务员来碗小炖肉海带卤的不要香菜！”往桌上排出十块大洋，然后从筷子笼里抽出两根在桌上戳齐，或左顾右盼一会儿，或看手机，接着面来了，闷头便吃，吃完就走，连餐巾纸都很少用。大抵如此。    

    一个人吃面的人，很少点凉菜。就是一碗面。但凡三两人一桌，除了面总会点些姜汁松花蛋、五香豆腐丝什么的，而一个人吃面则不点，活像苦行僧。不是吃不起，不是不爱吃，也不是吃不下，就是不点。这是仪式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结账。仔细看来，一个人吃面的，包括我在内，很少用大钞，亦绝少把钱好好交到姑娘手里，都是扔在桌上，这个动作总是气鼓鼓的，好像吃这碗面的钱要了谁的命。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在生谁的气，没有人想一个人吃面，尽管习惯了以后也可以说服自己这是一种享受。面里即使有根头发，拣出来扔了便罢，多的话一个字都不想说，就是吃。因为一旦说话，就不是一个人了。说穿了，一个人吃面的人，大概认为自己——至少在今晚——必须是一个人。

    于是我一个人吃面，不点凉菜，不要啤酒，不吃烧烤，不跟谁说哪怕一句多余的话，以保证彻头彻尾的孤单，不然怎么对得起你辛苦抛下我一个人吃面？但这一切只有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你这时正在大吃大喝，或刷信用卡，或举着麦克风大唱“想你时你在吃面”。

    圣诞前夜，我一个人去吃面，邻桌有个大爷也是一个人。他违反教义，公然点了一桌吃的：酸辣笋尖、芥末黑木耳、酱牛肉、老醋花生，削面一碗，米酒两坛。因为是陆续点的，他没有像教义中要求的那样点完就把钱扔在桌上，而是默默地吃干喝净，然后叫来服务员结账。

    这时服务员说：“有人给您结了，刚才出去的那个小伙子。”大爷惊道：“为什么？”服务员告诉他，小伙子觉得他圣诞节一个人吃饭很可怜。大爷一拍桌子：“开什么玩笑！”抓起帽子就追了出去。

    在我看来，大爷可能不太习惯这种古典浪漫主义的剧情；此外，他觉得自己辛苦经营的一个人吃饭的孤独氛围被破坏了——有人替我结账算什么一个人吃面？看他点那么多东西，又没扔钱，显然是个新手。所以这第一次对他的意义非同一般，也难怪他把手套丢在桌上就去追人了。

    我吃着小炖肉海带卤刀削面，产生了一丝孤独上的优越感。

    （摘自《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6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