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台湾各界拟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蒋本人婉谢祝寿，认为寿人不如寿国，10月17日发出公告，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所谓六事：一，建立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各种应兴应革的要政急务；二，增进台湾四大建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等不良风习；四，团结海内外“反共救国”意志，增强“反攻复国”战力，不尚空谈，务求实效的具体办法；五，贯彻“反共抗俄”之具体实施计划与行动的准则；六，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这份“婉辞”透过“行政院”新闻局转告台湾各报刊杂志，新闻界随之而动，以应蒋氏“直率抒陈所见”之号召。雷震与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共同策划了一组系列文章，对“国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是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寿专号”。
这一期刊物共发表16篇文章，除一篇社论外，其余15篇均出自于专家、学者或在野党领袖之手，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自由中国》社论系雷震所写，审视了“总统”的任期问题，根据“宪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其时，蒋介石做第二任“总统”已近三年，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之后该怎么办？雷震这样写道：
我们一直到现在，对“总统”候选人之选拔，似乎谁都不知道究竟应遵照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可说根本上就缺乏一个新的“国家领袖”得以产生的机体……行宪垂十年，责任内阁，事实上还是徒有其名。由于历届的行政首长，类都为蒋公一手提拔的后辈，就难免要多受一点蒋公个人的影响，以致对施政的得失成败，都未能负起积极的责任来，国家成了一个由蒋公独柱擎天的局面。这种情形，也是不能行诸永久的……
这篇社论再次提及军队国家化问题。自民国成立以后，“几乎从来就是把长官个人视为军队效忠的对象，士卒知有长官而不知有国家，这已成了不容易打破的传统”。
胡适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以故事而时论，曲径通幽，巧发奇中，第一个故事是讲艾森豪将军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副校长来对他说，学校各部门首长都想见校长，谈谈他们的工作，可否让我替你安排一个日程，约他们分日来见你？艾氏同意了，接见了十来位之后，他问副校长照这个日程，还要见多少位？副校长算了一下，说一共有63位，艾氏把双手举向头顶，喊道：
天啊，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过去做同盟各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是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以完全豁免了呢?
第二个故事是胡适的朋友蒲立德先生对他说的，是讲艾森豪当选总统后，有一天，他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白宫送来一份急件，有一个问题需要总统批示，助手亚丹士替他拟好两个稿子，一个稿子是备总统批示同意的，另一个稿子是供他否决的：
艾森豪总统在球场上拆开公函，看了两件拟稿，他一时不能决断，就在两个拟批上都签了名，另加一句话，说：“请狄克替我挑一个罢。”他封好了，交来人带回白宫，他仍继续打他的高尔夫球。蒲立德先生说，这是华盛顿传出来的一个讥笑总统的故事。
胡适在“故事的后记”中，回忆最初与蒋介石的交往，“我在25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我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留下我的一册《淮南王书》，托人送给他，做一个国家元首最好参考参考淮南王的思想”，“二十多年的光阴轻轻地飞过去了。蒋先生今年70岁了，我也66岁了。我在今天要贡献给蒋先生的话，还只是淮南王书里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救今日的国家，必须要努力做到‘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从心理学的视角切入，剖析了蒋介石的“坚强意志”，成于此，败亦于此，“蒋公的机会和才能，本可以当中国的华盛顿或林肯，但他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是成功的华盛顿或林肯，这是什么原故？因为华盛顿和林肯，心里不满意国会，但非常忠实于国会；心里不满意宪法，但非常忠实于宪法；心里非常讨厌那些异己的人，尤其是华盛顿，但对于异己的人在公务的接触上，是非常诚恳而亲切有礼；遇到两方有争执的时候，总是克制自己的情感，抛弃自己的成见，站在超然的立场，作诚恳底折衷调处”：
今日国家的根基便是一部“宪法”；我恳切希望蒋公自今以后把毕生克服各种困难的毅力，一贯彻于“宪法”之中，把学校中教授三民主义的时间，分一半出来教授“宪法”。根据“宪法”来重新训诫自己的干部，重新安排政治的设施，使每一人都在这一常轨上运行，相扶相安而不相悖，使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奠定精神和法理的基础，这将是蒋公的旋乾转坤的一大转机，也是我们国家旋乾转坤的一大起点。
夏道平的文章《请从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诸项基本人权中之一项，人权而冠以‘基本’二字，是表示这几项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件。基本人权不是邦国或政府所赋予的，而是先于邦国或政府而存在。人们为保障这些权利，才让出点其他权利，以便形成邦国，组织政府，将那些可让出的权利信托政府去运用，以保障不可让出的基本人权”。
陈启天作为青年党领袖之一，站在民主党派的立场上，在《改革政治，团结人心》一文中强调：“一党在朝执政，他党在朝监督”的重要作用，“据我看来，当以培养和平的健全的有力的反对党为第一要务，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对党，便很难促进实际政治的不断改革。因为任何政府党，如果缺少反对党在野的监督，便必然酿成专权专利的流弊，并养成不负责任的官僚习气”。
陶百川在《贯彻法治寿世慰亲》一文中，针对此次蒋介石“求言”，对台湾社会法纪废弛之严重提出批评，他呼吁“……第三要守法，老百姓守法，执政的人更要守法。因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定要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不可有‘例外’的事和‘特殊’的人”。
蒋匀田系民社党常委之一，他在《忠诚的反应》一文中强调两点：第一，自由与权力，属于个人者为“自由”，属于政府者为“权力”，“政府自身羁勒权力，使不侵犯人民的自由，不如以人民的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永闭权力侵犯自由之门”；第二，军队国家化问题，“美国现在处两党争夺政权剧战之际，而能全国宴然无事者，即由于美国的军队、警察、特务皆能严格地超然于党争之外，拒受任何政党的影响”。
这一期“祝寿专号”在台湾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很快被抢购一空，前后再版13次。虽是应蒋介石本人“求言”而有所发，雷震坦言“名为响应，实际上都是诤言”(1956年10月29日致王纪五函)。“祝寿专号”次期，即第十五卷第十期，《自由中国》刊发社论，吁请政府当局重视各方人士的进言：
这许多的意见，固然我们不能说都是非为政府采纳不可，但是其中有不少的是针对时弊，且为大众一致的要求，政府决不应予以忽视。如果大家说了很多，而只是变成汇积的档案，束之高阁，则不特有违“蒋总统”“求言”的原意，我们深恐从此会再没有人愿意说话了。
事实上，对各方人士的积极主张和建言，最高当局并未能“察纳雅言”或“有过改之”，反而引起更加强烈的不满，甚至将某些“建言”视为对政府当局的一次严重挑战。官方控制的《中央日报》从此不再刊登《自由中国》广告；军方的《军友报》、《青年战士报》、“救国团”的《幼狮》、党方的《中华日报》先后对《自由中国》发起了围剿。
1956年11月16日，雷震撰写《我们的态度》一文，表明《自由中国》一向持“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的立场，强调应以社会利益为最终评估标准，不应作人身攻击。如此公正的态度，并未能阻止以上刊物对《自由中国》的大肆围剿和讨伐，相反“开始进入诬蔑的阶段”。
1957年1月16日，《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答辩》一文，同期还刊发成舍我先生以笔名范度才(谐音反奴才)撰写的文章。
1月18日，成舍我在“立法院”见到陶希圣。谈话时，陶对成舍我说：《自由中国》言论太过激烈了。成舍我坦言：雷震过去与“老先生”(指蒋介石)有相当的关系，且为政府做过许多事情，你们现在逼人太甚，开除其党籍、“国策顾问”，最后连吃力不讨好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总干事长也不让做了，何怪乎人家要反对你们。雷震知道后，并不赞同老友的这个说法，认为未免太私人化了。
“祝寿专号”之后，国民党当局一直在私下与雷震保持某些接触，他们希望雷震能放弃这样的言论立场，或可做一定程度上的“另外”安排，有一种说法是，可安排出任“驻日大使”，因为雷震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也很了解。然而，此时的雷震对仕途早已淡然，“《自由中国》杂志对于雷震来讲，可能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志业，所以他没有选择放弃，当他最后不放弃的时候，那国民党跟他当然就没有复合的可能性”。
2月18日，雷震应约赴许孝炎处，许作为老朋友，对他提出三点意见：一，不批评蒋介石个人；二，不批评国民党；三，态度温和。雷震当场表示，第一、第三两点均可同意，惟第二点不能接受。雷震说，“国民党必须取消优越感，国民党员再不能有做皇帝观念”。许孝炎又提出不“随便批评”，雷震认为“《自由中国》从未随便批评”，“对方可以批评，但不能加帽子，如对方说我们是匪，我则一齐取消”，许孝炎表示同意这个说法。
军中政治部门对《自由中国》的围剿一直没有停止，蒋经国一手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有人说“周国光”系蒋经国做总政治部主任时所用代名）之名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十九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未隔几天，又印行长达61页更为详尽的同名小册子，“对‘祝寿专号’的文字痛加驳斥，特别是对胡适《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驳斥得特别厉害”(雷震语)。国民党内部出版的《工作通讯》，也先后刊出《从毒素思想谈到党的思想教育》等文章。从军中到党内，显示当局预备对自由主义进行思想压制。
1957年4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八中全会上公开说，“最近有个刊物，不断散布毒素思想，对‘反共抗俄’及国家民族有着严重的危害。党为了消灭这股思想的流毒，曾严正指示各级党组织要正视思想上的敌人，勿上其当”。
若干年后，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女士在评价这一期“祝寿专号”时说，“这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今日知识界仍然尊敬雷震，就是因为知道当年发出良知之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摘自《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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