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履历

    人们常说，现代人浮躁， 缺乏一颗平常心。何为“平常心”？读读资中筠先生这篇仅千余字的说明文，也许会有颇多的感慨。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附】：资中筠先生自己认可的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的一些文章。

    （摘自《士人风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