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防人之心不可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重读作者去年出版的代表作，因为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共产党之所以从弱小到强大，到成功，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者之一，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是有远见的，是超出常人的。

    1937年初，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就声言，中国共产党“其性质无异土匪，不过阴谋依附外力与国际组织，以谋危害国家而已”!“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停止其阶级斗争”，同时“须与第三国际断绝关系”。他甚至暗自下定决心，称：“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蒋介石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基本策略是很清楚的，就是想要“编共而不容共”。因此，自恃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军队的国民党，自两党谈判之初就抱定了一种“招安”的架势，对共产党人百般刁难，力图把其政权和军队搞掉，进而把共产党全部“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    

    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眼看中共中央已经被迫准备接受由国民政府指派边区政府主席，由军委会指派改编后的红军政治部主任及参谋人员，包括整个中共军队直接归蒋介石指挥，不设军部等条件。恰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随后日军又开始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下决心全面抵抗。中共中央乘机提高了要求，坚持红军必须设立独立的军部，自任政治部主任和自己任命边区政府主席等。迫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终于做出了让步，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存在，并放弃了全面控制共产党军队和政权的预谋。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国民党从此就改变了他们对共产党问题的看法，开始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了。恰恰相反，正如毛泽东在抗战开始后不久所深切感觉到的那样：“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统制政策不变”，对共产党及其军队、政权“限制”、“破坏”一日不停，对各种群众组织和团体更是全面控制，严防共产党人插手其中。很显然，国民党对共产党依旧抱着高度的戒备心理，担心共产党“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故而全力以赴地“设法防制之”。

    一方要争取民主，掌握群众，打掉国民党的独裁和统治政策；一方则必欲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维护并完善其一党统治，这不能不使国共两党的关系从抗战开始就充满了种种矛盾和危机。

    眼看战争打响，平津迅速失守，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被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后撤，蒋介石国民党却再三催促红军出兵华北前线，毛泽东明显地怀疑蒋有借刀杀人之意。七七事变爆发之初，中共中央一度准备迅速出动主力，集中作战，同国民党正面守军一起担任一线防卫。7月28日，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1)红军主力三个师于8月15日编好，20日全部出动；(2)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3)拟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但28日和30日，平津先后失陷。得此消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当即改变前议，于8月1日发出指示，称对外宣传推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部队东移不必开得太快”，“宜缓不宜急”，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红军主力出动也以出动三分之一为宜，“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毛泽东这时再三电告各级领导人，提出红军对日作战必须有一定条件下之保障，否则“有损无益”，而且提出“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布”，如此“方不吃亏”。他作出此种改变的前提很清楚，即“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用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简而言之，毛泽东担心把红军主力统统投入对日作战，不仅会为强敌所伤，而且可能正中了蒋介石的“渔翁之计”。    

    出于对蒋介石国民党根深蒂固的戒备和对中共自身利益的关切，毛泽东的此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红军是共产党及其政权和根据地得以存在的唯一支柱，不管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合作关系寄予多少期望，他都清楚地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而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因此，“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因为“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

    毛泽东之所以格外担心红军出战的安全问题，是因为红军较完整的主力这个时候总共只有两三万人，而国民党在其根据地附近的兵力就有十万之多，全国的兵力则达到170万以上。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国民党几十万装备远远优于红军的军队，竟然在对日作战中不数日就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这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军队的确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如果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那么，即使红军倾巢而出，对于整个华北前线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考虑到红军存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挽救华北局部领土丧失于一时，而是要在未来的阶级战争中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当然不赞同让红军在此时付出致命的代价，致使整个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从此失去实力的依托。

    抗战初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不要说外人无法理解毛泽东的苦心与远虑，就是中共中央高层军政负责人，绝大多数也很难接受毛泽东这时的看法。8月20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蒋介石、阎锡山等又紧急催促部队出动开赴前线，部队内乃至共产党内要求与日军作战的情绪也十分强烈。但毛泽东依据其在党内分工负责军事问题的权力地位，仍旧坚持“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可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此事关系重大”。故必须让国民党同意：(1)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2)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3)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4)不得分割使用红军。且红军必须“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

    毛泽东甚至明确告诉军政领导人：“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势下”，必须有一支奇兵袭入敌后，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因此，目前要“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不要打阵地战、运动战，甚至不要集中打仗，因为“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的意见是，八路军应立即分散兵力，“出至敌后”，通过没收大地主政策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同时配合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中央于8月22～25日在陕北洛川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党的阶级意识的问题。他声称：“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过程中被缴械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阶级的独立性和警觉性。对于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博古等强调“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说国民党集中力量专打我们的主意是不对的”，以及相信红军是可以打大仗的，说对日作战完全“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主张红军主力“还是以全部出动为宜”，因为“人民对红军出动是热切盼望的”，出动太迟会造成不良影响等，毛泽东和张闻天毫不动摇。张闻天明确表示：“红军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慢来决定，我们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话，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重要的问题是“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这才能提高信仰”。毛泽东也坚持认为：“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因此，不要被目前的形势牵着走。“目前最亟需(须)的是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一定要了解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红军必须要在保存自己的基础上争取消灭敌人，故作战原则只能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明显反映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

    洛川会议实际上并不能根本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尤其是随着蒋介石做出让步，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地位，八路军主力陆续出动，大多数干部以及前方将领显然急欲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因此，八路军一一五师刚一抵达山西前线，就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诸如平型关战役这样较大的作战行动。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参加政府方面对日作战的第一次正规军事行动。这一仗，八路军一一五师以不足三个团，四千左右的兵力，实际上只是担负着截击日军侧后退路的伏击任务。在这场不过几个小时的作战中，一一五师成功地歼灭了日军一个汽车中队和一支辎重队这两支非战斗部队加两个护卫小队，并以一部阻击了日本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增援部队，总计打死打伤日军应在四五百人左右，一一五师则伤亡了四百余人，同时摧毁敌汽车七十余辆、炮一门、炮弹两千余发，缴获了大量被服辎重等物品。

    这场伏击战显然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士气，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以四百余人的伤亡，而且大量是团、营、连、排干部和部队骨干的伤亡，来换取歼灭日军两支非战斗部队，缴获上百支枪，一个俘虏都没有捉到的胜利，对于这个时候只有三万余人的八路军来说，仍是相当沉重的代价。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想象力的。该师团这时总人数为22000人，步枪手只有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月底出动抗日时，总兵力34000人，步枪仅一万余支，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到12月，部队人数虽发展到92000人，步枪却只增加了一倍，全军大部均为徒手，以致平型关战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只打游击战和打了就跑的伏击战，部队仍旧伤亡了四千余人。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最初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愿望，把八路军如数投入对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增加了近两倍。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这可以说得上是毛泽东的一种深谋远虑。这也是他在战争一开始就再三强调这场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的一个原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摘自《“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5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