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多年前，中华大地遍地哀鸿、饿殍随处可见。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兵进军河南后，受到广大饥民的热烈欢迎，儿童们高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这“吃他娘”三字，耐人寻味。译成今天的口语，即：“他娘的，吃吧!”或“吃他妈的!”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贫民刮起的一场大规模吃喝风的真实写照。事实上，民变队伍所到之处，把官府、豪绅的酒肉狂饮大嚼，甚至在攻克洛阳后，将福王朱常洵的血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如此近乎恐怖的吃喝风，不能不说是对上层权贵及富豪穷奢极侈、大刮吃喝风的惩罚。
民谚有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富有四海，享尽人间美味，自不待言，而在皇权卵翼下官僚阶层的大吃大喝，同样令人瞠目。明中叶后，随着商业的繁荣，政治的腐败，官场吃喝风更是愈演愈烈。嘉靖时权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日享珍馐百味，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的。而且每当贪赃受贿满百万两，就大摆宴席以示庆祝。严嵩垮台后，从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不下一万七千余两(佚名：《天水冰山录》)。严嵩被多数史家视为奸相，形象丑恶，而万历初年的名相张居正，被史家公认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严嵩之流逊色。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时，坐着三十二人抬的豪华大轿，“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內无下箸处。”(焦竑：《玉堂丛话》卷八)饱食思淫乐，他因姬妾众多，生活荒淫无度，大吃补药、丹药；彼时肉食者将海狗肾奉为至宝，“宦青登莱者求之而不可得，真者价值六十金。”(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刚好守海名将戚继光与张居正有谊，送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据说，张居正“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谢肇：《五杂俎》卷十一)。真是目不忍睹，状极疹人，堪为胡吃豪喝者戒!
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自然竞相效尤。明代本来就官员冗滥，多如牛毛，吃喝风盛行的结果，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六千三百四十八名，成化十年(1475)，又添五百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一千名(《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四，第340页)，真乃何其多也!宣德四年(1429)，宣宗曾指出：“近闻大小官……沉酣终日，怠废政事”。(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真是夜以继日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宴客时“劝尽饮曰‘千岁’”，“千岁”之声，不绝于耳。必须指出，有些地方的官宴，是摊派地方承办的，敲诈勒索，危害多端，小民不胜其扰，悲剧迭相发生。如：“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按：指上元县、江宁县)有统属，凡有宴席，皆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此日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总用钱一万三千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房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缢死，一人投水死。”(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下卷)如此吃喝，简直与吃人无异。
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不仅越吃越讲究，排场也越来越大。嘉靖时文人何良俊曾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唯大宝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肴品计百余样。”(《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而搜求四方佳物，恨不能食尽天下珍馐的情形，时人谢肇的记述，最为生动：“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五杂俎》卷十一)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如此虐待动物，人道、兽道皆荡然无存矣。从正德、嘉靖间开始，凡宴集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这样，对烹调技术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 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水，蔬以兵抗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亡后，他结庐山中，布衣蔬食，回想当年吃蟹情景，不禁喟然叹曰：“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陶庵梦忆》卷八)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优佳。董小宛谢世后，冒襄回忆与她的九年生活，痛心疾首地说：“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影梅庵忆语》)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菜、果子，竟摆下十六碗之多(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一)，可见一斑。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宝，多至十余日，少亦不下五六日。无怪平时人有十贫十富之说，其中的“九要贫”，是“宴贵宾”，不难想见，蚩蚩小民，哪里经得起权贵们蝗虫一样的大吃大喝?
社会风气被败坏的另一个方面，是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山”，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描写清河县提刑千户西门庆，为了跟蔡、宋二御史拉关系，请他俩赴宴，一桌酒席竟“费勾千两金银”，真是挥金如土。
不过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吃喝风加速了政风的腐败。明代官俸最薄，《明史·食货志》六有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二十五年(1392)，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余递减，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当然，这还只能是指只靠俸金生活的清官而言，而有明一代，真正的清官，又有几人哉?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作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濬，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好……非宰相事也!”(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一)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笔者在本书中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各种矛盾激化，人祸、天灾交织，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并吃尽了附近的树皮、草根，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烧毀‘酒肉臭’的‘朱门’，把皇帝也拉下马，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重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历代王朝唱的老调子，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忽喇喇似大厦倾”，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风古虽有之，于今为烈。竟有人一桌饭菜花去三十五万元人民币，真是热昏。而官场吃喝风的蔓延，更使识者深忧之。据悉，全国一年用公款请客吃喝的花费高达一千亿元人民币!愿三百多年前吃喝风的悲剧结局，使国人有所思有所悟。
（摘自《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金城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28.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