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经走出金融危机了吗?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今年以来，随着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失业率的下降和GDP增长率的回升，国内外经济界有相当多人认为，世界经济正在走出危机。您的判断怎样?
吴敬琏(以下简称“吴”)：本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全球经济脆弱平衡的破坏，因此，判断全球经济是否正在走出危机，主要看再平衡是否正在逐步实现。
在本轮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全球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类失衡经济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这两类经济，一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它们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以政府和国企储蓄为主的高额储蓄率高达50％以上和以劳动者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低消费率。危机爆发前，中国储蓄率超过了GDP的50％，这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所仅见的。另外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其内部失衡的表现是低储蓄率、高消费率。例如，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居民家庭储蓄率已经降为负数。这两类经济都存在内部失衡，它们就像照镜子一样，失衡的方向正好相反。
马：不管是单独从中国来看，还是单独从美国来看，这两种失衡的经济都是很难持续的，因为前者有储蓄—投资的大量结余，后者有储蓄—投资的大缺口。那么，在危机爆发以前世界经济是怎样维持运转的呢?
吴：如果各国都闭关锁国，那么这种失衡经济确实无法持续。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两种经济之间通过贸易往来、资本流动，可以实现互补。我把这种现象叫做“镜像互补”。具体来说，是通过外汇收支，通过经常账户的赤字或结余，通过资本的流出和流入，达到了全球经济的平衡。在上世纪80年代，为美国填补投资缺口的是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这一角色的担当者转为中国。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了发达国家的巨大需求，成就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东亚奇迹”。
然而，这种靠“镜像互补”维持的平衡是很脆弱的。一方面，美国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大规模地进行货币和信用扩张，通过“入超”大量换取别国的资源。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经济则由于外汇结余的大量存在而不得不被动地增发货币，造成了流动性泛滥，资产负债表的“杠杆化”。以及资产泡沫形成和通胀压力剧增。一遇冲击，就会爆发危机。过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是由此产生的。
马：随着各国经济复苏，现在不少人认为，世界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
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从浅层的现象看，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的确出现了某些复苏迹象。但是，这种复苏主要是政府的短期刺激政策促成的。这种短期政策，能够暂时稳住经济，使得经济不至于急速下滑，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当然，美国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也进行了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的工作。特别是在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居民储蓄率上升了三至五个百分点。但是，美国能否改变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传统，从而消除内部失衡的根源，还有待观察。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经济在2008年秋冬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从增长的环比指数看，从2009年一季度起就止跌回升了。但当时许多人还是认为应当采取高强度的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这样，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达到9.1％，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就需求结构而言，净出口(出超)是继续下降的，消费占比也没有明显的提高，增长主要是靠海量的投资拉动。2009年广义货币(M2)增长27.7％，去年增长19.46％。这无疑使久已存在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的流通量对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0％的超高水平。这表明了流动性泛滥的严重程度。高强度的刺激政策导致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导致金融系统风险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紧缩政策没有足够的强度，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不管泡沫破裂还是通胀恶化，都会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伤害，紧缩过量，又容易出现“硬着陆”的问题，例如“半拉子工程”大量出现，“地方融资平台”还款困难、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等。
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可以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只有各国实现自己内部经济的再平衡，进而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才能说世界已经从根本上走出了危机。如果不能解决再平衡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全球经济稳定的复苏。
中国内部失衡原因何在?
马：要解决内部失衡的问题，就需了解其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那么，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吴：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次是在现行体制下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和国企手里。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是靠投资拉动的，资本对劳动(包括专业人员的劳动)的比率愈来愈高。由于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各种生产因素对产出贡献份额决定的，生产要素的这种结构，使收入分配也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在现行体制下，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和国企，然后是其他的富裕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份额历来较低。上世纪80年代约占国民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二；到21世纪初，已经下跌到略多于50％。与之相呼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约占GDP的45％(世界平均水平约为60％)，2007年已降到36％。于是，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变得愈来愈严重。
消费率过低、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和最终需求不足，不但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而且造成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困扰中国多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马：其实，历史上西方国家也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也是主要靠资本积累，结果导致最终需求不断萎缩，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使资本主义的生存“面临危机”。马克思正是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的结论。西方国家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呢?
吴：据经济史家的研究，西方国家在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开始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模式转换。这一转型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得到全面实现。由于现代经济增长依赖的是“基于科学的技术”，或称“人力资本”即具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白领工人”或称“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二战”结束以后，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这使得西方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仍有很多动荡，但都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即使发生危机，也并不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
马：缓解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是学习“二战”结束以后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采用过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选项呢?
吴：是的。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结束以后的高速增长阶段也遇到过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后来，它们采取了抑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出超)需求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不但成功地缓解了内需不足的矛盾，而且以出口为动力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成长，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
问题在于，“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支持经济稳定成长的政策。所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10年、20年以后，都出现了外汇存底大增、货币因之超发和资产泡沫形成以及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等问题，一旦遇到内部或外部冲击，就会酿成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出现日本“失去20年”一类问题。
马：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吸取西方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历史教训，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走弯路，这也是“后发优势”的一种体现吧。
吴：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从2009和2010年的情形来看，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相反，还有某些恶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各界的严重关注。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扭转这种状况。根本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力资本即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这部分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和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转型的体制性条件
马：对于中国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问题。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战略重点。但从转变的效果来看，收效并不明显。于是，今年的“十二五”规划又强调“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主线”。整整30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吴：在2003至2005年“十一五”制定过程的讨论中，中国经济学家曾经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研究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四大体制性障碍。
首先，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速以来，各级政府手中掌握了一种新的重要资源——土地。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要转为城市用地，先要转为国有。于是，各级政府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把农村的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过来归自己支配。
其次，政绩考核标准仍然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单纯GDP不能够代表人民的福利，但是由于中国的所有官员实行从上到下的任命制。而从上到下的监督考核最简明实用的指标，无疑是GDP增长速度。在GDP增长速度是政绩好坏的核心指标的社会共识下，官员们就会主动地或被动地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用大量的资源去营造政绩。
再次，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在中国称为“事权”)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得不努力运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
最后，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生产者采用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
这四方面的体制性障碍可以归结为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而没有实现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反复重申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要求。
马：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近两年中国又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越来越得心应手。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不需要再改革了，中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吴：这种观点体现在前一段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有些论者把被树为样板的“中国模式”的特点归结为强有力的政府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因而可以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中外历史都证明，这种全能政府体制虽然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极强，但是由于不能保证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而且没有防错纠错机制，不仅通常是低效的，而且办起错事来也是力度很大，为害惊人的。
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改革尤其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甚至试图将这种干预合法化、长期化，这是中国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唯有切实推进改革。
（摘自《读书》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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