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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1年08月01日 星期一

    清华大学谨启

    刘道玉 刘再复 蒋方舟 《 书摘 》( 2011年08月01日)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书店摆上了琳琅满目的纪念、回忆书籍,从不同层面书写清华,其中《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引起我们特别注意,因为书中夹了一本小册子——《清华大学谨启》,选录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人文学者刘再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力俊、专栏作家刘天昭、清华在校大三学生蒋方舟致清华大学的信,表达了他们个人的心情和祝愿。其中引起反响最强烈的是年龄最小的蒋方舟,她在信的最后说:“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年龄最大的刘道玉却在问:为什么不见百年清华反思?当然,这一疑问不仅仅是针对清华提出的。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较2010年又锐减二十多万人。相反,出国留学人员却在逐年增加。今年还未有具体数字,但2010年约有二十万人弃考留学。这个问题真该想一想了。

        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

        清华,你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还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再看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五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三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清华大学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国外去了。去年,清华大学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这句话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对比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就是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山头,要像那些世界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地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王国维先生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六十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做。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地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三年前在就职典礼上讲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致力于解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 

        最后,我祝愿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获得圆满的成功! 

        一个老年教育工作者刘道玉  谨呈 

        2011年3月l9日

        清华,你应是鹰的摇篮!

        清华,你好!

        在你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校庆特刊”特邀我说几句话。我因敬重你,便遵命发言,并衷心祝贺你,祝福你。

        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都是我国的一流教育重镇和一流文化重镇。但在我的心目中,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从历史上看,北京大学官办色彩较浓,“官气”较重,清华大学则由庚子赔款启动,“洋气”较重。北大从京师大学堂脱颖而出,中外多种知识并置,而清华大学则一直是追踪世界先进步伐的现代化先锋。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二三十年中,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人文学术方面,清华的现代氛围都极浓烈。以人文而言,不仅前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的“国学院”,而且还有后来的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家君临课座,形而上的最高水平和最先进的学术眼光、学术方法全在清华。可惜上世纪50年代之后,清华失去生命的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实际上成了一座缺少灵魂活力的工学院。按照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作者)的说法,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生命,倘若只有技术——工艺层面,那只是具有宽度与长度,唯赢得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才有生命的深度。因此,1949年之后的清华,最让人惋惜的是她丧失了生命的深度。那个时代的清华,学校高举的是影响全国的“又红又专”的旗帜,而所谓“红”,实质上乃是充当言听计从、不能独立思想的乖孩子。在这种政治第一的红色框架下,自然产生不了翱翔万里长空的雄鹰,只能产生规规矩矩的寻寻觅觅的鸡群。没有强大人文素质的支撑,不可能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和各种卓越人才。

        20世纪80年代里,清华的有识之士(包括领导人)似乎意识到清华生命中的根本阙如,及时提出“恢复人文”的构想,并物色了一批人文人才,这当然是有远见的。可惜时间太短,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清华灿烂的人文光辉和天才异象。

        基于上述这些认识,我要衷心地祝福清华大学在二十一世纪能成为一座立体的,既拥有宽度、长度又拥有深度的教育殿堂。祝福从这一摇篮里走出来的学子都不仅具有生存技能、专业技能,而且拥有最高的生命质量尤其是灵魂质量。

        清华,你不是坐落于清华园,而是坐落于大宇宙。你应是鹰的摇篮,不是鸡的营地。

        祝你胸怀蓝空碧海,雄鹰辈出,在新世纪中大放光彩。

        刘再复

        2011年3月9日

        我的大学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到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贲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地驳斥网上的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他是年轻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24岁。20岁那年我做的10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30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地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毀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去,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蒋方舟 

        2010年3月20日

        (摘自《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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