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谨启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书店摆上了琳琅满目的纪念、回忆书籍，从不同层面书写清华，其中《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引起我们特别注意，因为书中夹了一本小册子——《清华大学谨启》，选录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人文学者刘再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力俊、专栏作家刘天昭、清华在校大三学生蒋方舟致清华大学的信，表达了他们个人的心情和祝愿。其中引起反响最强烈的是年龄最小的蒋方舟，她在信的最后说：“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年龄最大的刘道玉却在问：为什么不见百年清华反思？当然，这一疑问不仅仅是针对清华提出的。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较2010年又锐减二十多万人。相反，出国留学人员却在逐年增加。今年还未有具体数字，但2010年约有二十万人弃考留学。这个问题真该想一想了。

    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

    清华，你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还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再看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五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三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清华大学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国外去了。去年，清华大学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这句话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对比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就是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山头，要像那些世界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地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王国维先生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六十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做。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地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三年前在就职典礼上讲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致力于解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 

    最后，我祝愿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获得圆满的成功! 

    一个老年教育工作者刘道玉  谨呈 

    2011年3月l9日

    清华，你应是鹰的摇篮！

    清华，你好！

    在你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校庆特刊”特邀我说几句话。我因敬重你，便遵命发言，并衷心祝贺你，祝福你。

    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都是我国的一流教育重镇和一流文化重镇。但在我的心目中，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从历史上看，北京大学官办色彩较浓，“官气”较重，清华大学则由庚子赔款启动，“洋气”较重。北大从京师大学堂脱颖而出，中外多种知识并置，而清华大学则一直是追踪世界先进步伐的现代化先锋。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二三十年中，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人文学术方面，清华的现代氛围都极浓烈。以人文而言，不仅前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的“国学院”，而且还有后来的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家君临课座，形而上的最高水平和最先进的学术眼光、学术方法全在清华。可惜上世纪50年代之后，清华失去生命的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实际上成了一座缺少灵魂活力的工学院。按照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作者)的说法，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生命，倘若只有技术——工艺层面，那只是具有宽度与长度，唯赢得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才有生命的深度。因此，1949年之后的清华，最让人惋惜的是她丧失了生命的深度。那个时代的清华，学校高举的是影响全国的“又红又专”的旗帜，而所谓“红”，实质上乃是充当言听计从、不能独立思想的乖孩子。在这种政治第一的红色框架下，自然产生不了翱翔万里长空的雄鹰，只能产生规规矩矩的寻寻觅觅的鸡群。没有强大人文素质的支撑，不可能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和各种卓越人才。

    20世纪80年代里，清华的有识之士(包括领导人)似乎意识到清华生命中的根本阙如，及时提出“恢复人文”的构想，并物色了一批人文人才，这当然是有远见的。可惜时间太短，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清华灿烂的人文光辉和天才异象。

    基于上述这些认识，我要衷心地祝福清华大学在二十一世纪能成为一座立体的，既拥有宽度、长度又拥有深度的教育殿堂。祝福从这一摇篮里走出来的学子都不仅具有生存技能、专业技能，而且拥有最高的生命质量尤其是灵魂质量。

    清华，你不是坐落于清华园，而是坐落于大宇宙。你应是鹰的摇篮，不是鸡的营地。

    祝你胸怀蓝空碧海，雄鹰辈出，在新世纪中大放光彩。

    刘再复

    2011年3月9日

    我的大学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到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贲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地驳斥网上的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他是年轻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24岁。20岁那年我做的10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30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地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毀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去，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蒋方舟 

    2010年3月20日

    （摘自《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