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张仃：毕加索的东方知音
我从小就知道毕加索，因为他画的和平鸽。
1949年，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画了一只鸽子，从此鸽子被称为“和平鸽”。新中国邮政部门发行了三套“保卫世界和平”的纪念邮票，图案都是毕加索画的不同姿态的和平鸽。我那时以为，就像齐白石善画虾，徐悲鸿善画马，何香凝善画虎一样，毕加索是一位善画鸽子的画家。
等到我后来真正接触到毕加索的作品，我突然蒙了。这画的是什么呀?我怎么完全看不懂!我对毕加索的美好印象被颠覆。可是颠覆归颠覆，我心中还是有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些让人看不懂的画，能让他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绘画大师?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一批著名画家到总后直属部队采风，并为连队战士作画，我作为总后政治部的文化部长负责陪同。领队的大师，是一位银发银须的老者，介绍者告诉我，他是张仃，中央工艺美院前院长、教授，著名美术大师和美术教育家。
听到张仃的名字，我眼睛一亮，激动地握住大师的手，连连说： “能见到张仃先生，我真是太幸运了!”
张仃问： “你知道我?”
我说： “您是我们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最初几套纪念邮票的设计者。作为一个几十年的集邮爱好者，怎么可能不知道您的大名!”
张仃开怀大笑： “今天我可遇到知音了。不过你别叫我先生，我是一名老兵，回到部队感到特别亲切，一叫先生就见外了。”
我知道张仃早年投身革命，是著名的延安鲁艺的教员，于是我改称他为老师。 中午直属分部的领导请画家们吃饭，我作为主陪坐在张仃身边。席间，一位老画家向我们介绍，张仃与毕加索是好朋友，在现在的中国画家中，他是唯一一位见过毕加索并与之建立个人友谊的人。于是我们纷纷向他敬酒表示敬意。
张仃老师淡淡一笑：“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毕加索，1956年我到法国南部去拜访过他。”
这时我脱口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 “不过毕加索的画我怎么看不懂?”
这句话说完，我就很后悔。我知道张仃老师有一句名言：“美盲要比文盲多。”他的意思是要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美育教育。我怕大师批评我，你一个“美盲”，怎么当文化部长。
谁知道老师对我非常宽容，他说： “对美的东西，有时候你不一定需要懂。好比你听到一曲音乐，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听着很好听，这就足够了。一幅画也是这样，你看着好看，给你留下印象，虽然没有完全看懂，但你一样可以欣赏它。不过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学一点西方美术史，了解一下毕加索。理解了，你才能够更好地欣赏他，你会发现毕加索是一个非常丰富美好的世界。”
大师不愧是一位了不起的美术教育家，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启迪了我。我答应他一定去试着学会欣赏毕加索。
之后不久，有了一次从西班牙到法国南部沿地中海的蔚蓝海岸之旅，这次旅行几乎可以寻觅到毕加索一生的足迹。
现在，请允许我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结构一样，打乱旅行的时空概念，按照毕加索的人生轨迹，重新拼接组装，去讲一个我所看到的毕加索的故事。
在马拉加
马拉加，是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一座气候宜人、风景秀美的海港城市，是被称为“阳光海岸”的马拉加省的首府。
我们在马拉加的古城漫步，从市政厅穿行过大教堂和阿尔卡萨巴，由此向北走一小段路，便来到毕加索的故居。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就诞生在这里。
儿时的毕加索，尚未学会说话，就已经会用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了。比方说他想吃一种油炸糖饼，他会用手指把它画出来。他学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铅笔”。他要用铅笔绘画来表达他的内心世界。
上学以后毕加索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他连2+1等于几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清楚。为了掩饰自己学习上的落后，他毫不费力地画出才华横溢的图画。8岁的时候他创作了第一幅画《马拉加港》，于是父亲开始正式教他学习美术，9岁的时候他创作了《手握大棒的赫克勒斯》。
正当毕加索的绘画学习刚刚起步的时候，马拉加市博物馆宣布关闭，父亲失业了。毕加索一家不得不举家迁往西班牙西北角的科鲁尼亚。
少年毕加索一共在马拉加生活了10年，马拉加的迦太基港湾，罗马古城，哥特式教堂，摩尔人的文化遗迹，满城飞舞的鸽子，都给毕加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据说毕加索临终前画的最后一幅画，就是由西班牙国旗上的红色和黄色，马拉加省旗的绿色和白色，以及地中海的蓝色色块组成，以表达他对祖国和家乡的眷恋。
在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位于地中海西岸的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它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在这里孕育出一大批现代主义的艺术大师毕加索、高迪、达利、米罗，从而成为新潮艺术活动的实验中心。
到了巴塞罗那，我急不可待地要去看位于旧城中心哥特区蒙特卡达路上的毕加索博物馆。据说全世界最好的毕加索博物馆有两座，一座在巴黎，一座就在巴塞罗那。评论家说，到巴黎你可以看到毕加索的作品，在巴塞罗那你可以看到毕加索的人生。
这个博物馆原来是一座建于15世纪的贵族宅院，古朴的石块建筑，华丽的内部装饰，幽静的庭院，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毕加索的艺术世界。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是毕加索1895年至1904年少年时期和蓝色时期的早期作品，以及1917年以后一直到去世前的作品，中间是一个断档，那正是立体主义绘画引起巨大轰动的时期，那个时期的作品全部被巴黎、纽约等世界著名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抢购一空。
毕加索一家是1895年从科鲁尼亚移居巴塞罗那的，他的父亲在巴塞罗那美术学校谋得了一个教职，毕加索也转入这所学校学习。我们从加泰罗尼亚广场来博物馆的路上，看到了那所美术学校。
这一年，毕加索14岁，已经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小画家。他的才气，已经不是这所美术学校所能教得了他了。
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了毕加索在这个阶段所画的大量素描、速写和油画习作。特别是那幅1896年他15岁时所画的《初领圣餐》，其艺术水准所达到的高度真是令人惊叹。后来毕加索回忆说：“当我和这些孩子一样大时，我就可以画得像拉斐尔。”这话听起来一点也不是吹牛或者夸张。
在博物馆我们看到的另一幅惊世之作，就是他16岁画的那幅《科学与博爱》，博物馆搜集了毕加索为创作这幅画所画的多幅草稿，把这幅画的创作过程详尽地展现给我们。在画面上，医生为垂死的母亲把脉，修女抱着幼儿在为母亲祈祷，母亲弥留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孩子，那种眷恋和难舍难分真是令人肝肠寸断。这件作品于1897年在马德里举办的西班牙全国美展上获得荣誉奖，后来又获得了马拉加市的金奖。
在蒙马特
1900年，19岁的毕加索到巴黎闯荡江湖，最先就是到了蒙马特。
不名一文而且不会讲法语的毕加索，在蒙马特穷困潦倒，艰难度日，他画了很多画，可是一张也卖不出去。他这个时期的画，像他阴暗的心情一样都是以蓝色为基调，带有西班牙式的忧伤，表现的主题是贫穷，孤独和悲哀，表现的对象是穷人、病人和可怜人。1900年至1904年，他这个时候的作品被称为“蓝色时期”。我们在巴塞罗那看到的《萨瓦特斯的蓝色肖像》、《无助者》就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
1903年1月，毕加索用一幅画换了一张回家的车票，然后把其余的画交给一个朋友保管，这个朋友把这卷画扔在了柜橱顶上。后来这个朋友搬家时把这些画忘了个干干净净。一年后，毕加索回到巴黎找那位朋友要画，他才想起早就把画丢了。毕加索气急败坏地找到原来的房东，这一年中已经不知道换了几个房客，等房东打开房门，那卷落满灰尘的画竟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那个柜顶上。毕加索后来回忆这件事情时说：“假如他丢失那些画，我一生中将没有‘蓝色时期’。”
1904年4月，毕加索再次来到巴黎，并且在蒙马特的拉维南街13号找到了新的住处。因为这所房子很像塞纳河上妇女们的洗衣船，因此被命名为“洗衣船”。而“洗衣船”也因毕加索而扬名世界。
这一年的8月，毕加索恋爱了，他认识了费南蒂·贝莉瓦丽。正像后来毕加索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都会给他的画风带来转变一样，从这一年开始，人们将这一阶段称为“玫瑰色时期”。那幅卖到天价的《拿烟斗的小男孩》，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在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座只有9万人口的小城。我到这里是为了品味毕加索那幅引起轰动的立体主义开山之作《阿维尼翁的少女》。
也许有人说，毕加索画这幅画之前，并不一定来过阿维尼翁。可是我觉得要真的看懂这幅画，还真得来一趟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是法国南部著名的出美女的地方。阿维尼翁的少女，不像巴黎女郎那么精致、文雅和有教养，但是南方少女特有的热情奔放和普罗旺斯山民的质朴和野性，使她们具有独特的魅力。不幸的是，山区的贫穷使许多美丽的少女走上了不光彩的谋生之路。从14世纪开始，阿维尼翁不仅成为欧洲宗教的中心，而且成了一个色情之都。从此“阿维尼翁女郎”就像我们中国的“烟花女”一样，成为妓女的代名词。
在毕加索的年代，巴塞罗那有一条“阿维尼翁街”，就是一个著名的红灯区，毕加索创作这幅画，应当说是一幅以妓女为题材的作品。
他开始构思这幅画是1906年。这一年，在毕加索的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大事。第一件，是现代主义绘画的精神导师塞尚去世。塞尚的画风对毕加索这个时期的创作有重大的影响。第二件，是他认识了野兽派画家的领袖马蒂斯，并与之成为终生的好友。马蒂斯的野兽派画风是现代主义绘画的最早探索。第三，是他认识了德兰和布拉克，他从德兰的非洲面具中得到启发，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受到了非洲面具的影响。
这些事件对毕加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为创作这幅作品画了大量的草图。他的一些朋友看了这些草图，都感到惊恐不安。1907年，孕育已久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诞生了。
画面是五个裸体的女人，左面三个健硕、美丽而深沉，右面两个如同非洲面具一样狰狞而恐怖。这些女子正面的脸上画着侧面的鼻子，侧面的脸上画着正面的眼睛。它用原始艺术摧毀了全部的古典审美，让美丽与丑陋、现在与未来形成强烈的对比，把立体的不同侧面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甚至把时间因素也加进来，形成了时空四维的立体主义。五个阿维尼翁少女不仅向观众，向社会，而且向整个人类都发出了挑战。
毕加索自己评价说：“没必要非要画一位带枪的男人，一只苹果同样可以预示革命。”
《阿维尼翁的少女》成为美术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在蒙帕纳斯
在巴黎，我们登上蒙帕纳斯大厦。蒙帕纳斯是巴黎左岸地区的中心，在大厦顶端可以鸟瞰整个左岸地区。
左岸，是巴黎新思想、新文化和新艺术的孕育之地。在这里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作家、音乐家和画家。这当中自然包括毕加索。
1910年，毕加索从蒙马特搬到了蒙帕纳斯，就住在离蒙帕纳斯公墓不远的舍尔谢路上，那儿离著名的穹顶咖啡馆和紫丁香咖啡馆都不远。这几家左岸咖啡馆当时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家。
毕加索是一个创作力永远不衰竭的艺术家。他并不满足开创立体主义绘画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不断把立体主义推向分析立体主义和综合立体主义。1917年开始，他又开始回到新古典时期。我们在巴塞罗那看到他这个时期创作的《穿西班牙服饰的女子》，线条优美、形象优雅，并且使用了点彩派的手法，令人过目难忘。从1925年开始，他又创作了一批超现实主义的画作。他曾经指导过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大师的年轻的米罗，并与达利也成为朋友。
特别值得一提的毕加索关于战争与和平题材的创作。我们在巴塞罗那看到了毕加索于1935年创作的《米诺陶之战》。这幅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备了后来创作《格尔尼卡》的许多要素，对于理解《格尔尼卡》有着重要意义。
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区的一个沿海小镇。1936年7月，西班牙军官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毕加索坚定地站在了反法西斯的共和派一边。1937年4月26日，支持佛朗哥的希特勒派德国空军轰炸了格尔尼卡，这个只有7000人口的小镇，被炸死1654人，炸伤889人，格尔尼卡被夷为平地。这一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毕加索，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创作了这幅9米长，4米多高的巨幅油画。一匹被长矛刺中、引颈哀鸣的马，象征着西班牙人民，一个狰狞恐怖、冷酷无情的牛头，则象征着法西斯侵略者，男人和婴儿死于战火，妇女向苍天哀号。这幅作品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震撼了全世界。
1940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巴黎。有一天，德国军官把毕加索召到了银行检查他的保险柜。一位德国军官看到了《格尔卡尼》的照片，问毕加索：“这是你画的吗?”毕加索回答说：“不，它是你们画的。”
这个故事，发生在位于霍斯曼大道上的国家工商银行，我们在蒙帕纳斯大厦顶上可以看见它。
远眺圣维克多山
艾克斯，是普罗旺斯的文化中心。到这里是为了看塞尚。艾克斯城中心，有一条米拉波林荫大道，被称为法国南部最美丽的一条大道，大道上有一座建于1792年的“两个兄弟”咖啡馆，是当年塞尚最喜欢的一座咖啡馆，大道的尽头，有塞尚的故居，那里是塞尚的出生地。
塞尚是凡·高、高更相继去世之后的最后一位后印象主义大师，同时，他又被称为现代主义艺术之父，他所提出的艺术不是要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的形貌色彩，而是要真实地表现艺术家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的理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马蒂斯、影响了毕加索，而且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美术创作。因此，塞尚是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一个分水岭，他也就成为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精神导师。
塞尚生于艾克斯，他的大部分艺术创作生涯也在艾克斯。他特别钟情画家乡的一座山：圣维克多山。据说画了有60幅之多，而每一幅由于阳光照射或者乌云笼罩等光线的变化，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彩。
1906年，塞尚在冒雨登圣维克多山时，不慎从一条上山的小路上坠落，受伤加上淋雨生病，死在艾克斯。
塞尚是毕加索的精神导师，越到晚年，毕加索越是喜爱和怀念塞尚。
1959年，毕加索买下了艾克斯远郊的沃温那格堡，因为塞尚以前画过这座城堡，而且从这个城堡，每天都可以看到塞尚的圣维克多山。
后来毕加索告诉他的朋友：“我把塞尚的圣维克多山买下来了!”
朋友问：“是哪一幅?”
毕加索说：“是原版。”
毕加索在沃温那格城堡住了将近两年，后来由于这里离医院太远，毕加索年龄大了看病不方便，他们才又搬回了戛纳的蓦然。
毕加索去世三天以后，按照他的遗愿，灵车从蓦然出发，缓缓地向艾克斯进发。毕加索被葬在沃温那格堡，让他每天都能看见那座圣维克多山。
我看那座山，像一座纪念碑，是塞尚的纪念碑，也是毕加索的纪念碑。
当然我心里还有一座纪念碑，那是纪念张仃大师的。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一诺千金。”
我想对张仃大师说，老师，我履行了我们18年前的约定。
（摘自《用一双军人的眼睛看世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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