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读书记忆

    七十年代初，为了寻找出路，我离开插队的农村投奔在青海的父亲。青海的记忆很像一首唐诗——“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青海岁月我没人可说。如果用颜色来形容青海的日子，不是红色也不是黑色，那也不是黄，是一种灰白，苍茫高远的色调，想起来就忧伤不已。

    我在青海总共住了五百八十六天，占我已有生命的二十七分之一。我记得刚到青海的第一天，就发现父亲的褥子底下全是书，少说也有三四十本，都是很新很新的书。这使我想起以前父亲回北京出差，经常给农场图书馆采购图书。我翻查了青海日记，才发现我过去说的“我在青海只读了两本书(《虹南作战史》与《红与黑》)”是不确实的，虽然只读了有限的书，但是不只这两本。现将有记载的书名及看书的日期抄在下面。

    《艳阳天》(1972年8月21日)、《不光荣的权力》(1972年9月3日)、《印度对华战争》(1972年9月8日)、《在人间》(1972年10月2日)、棋书(书名失记)(1972年11月9日)、《中国通史》(1972年11月20日)、《从寂寞中走出来》(1973年2月17日)、《人民画报》(1973年2月23日)、《张居正大传》(1973年3月3日)、《回忆与思考》(1973年3月4日)、《新体育》杂志(1973年3月12日)、《金光大道》(1973年3月22日)、《国外科技动态》(1973年3月28日)、《红楼梦讨论集》(1973年4月3日)、《艳阳天》(1973年4月28日)、《巴金散文》(1973年5月7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73年5月17至19日)、《戈丹》(1973年6月7日至18 日)、《红色保险箱》(1973年6月27日)、《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1973年7月15日)、《朱可夫回忆录》(1973年8月4日)、《水浒》(1973年11月3 日)、《没有号码的房间》(1974年1月8日)、《约翰逊回忆录》(1974年2月10日)、《红与黑》(1974年2月12日：每天看一段)

    在青海，我也一样得干活，干的都是下死力气的活，在没有路的荒野中辟出路来。青海的风很大很硬，夜风把帐篷吹倒了，我们也懒得再搭起来，素性把帐篷当作又一床被子，天亮了再说。青海的空气很干燥，缺蔬菜，没水果，嘴唇没几天就裂开了口子，感到很委屈。往砖窑里背砖坯——我认为这是最具屈辱性质的苦力形象——背一趟八分钱(当时正是一张邮票的价值)。还有一个活，挖八十公分见方的直上直下的洞，两米半深，挖一个五毛钱，不是松软的黄土啊，很难挖的，两个人一天未见得能挖成一个。1972年9月11日日记：“晴，太阳还没起来，每个人就必须去打柴禾了。临时工的命在某些人看来就不是命。整个上午就是抬石头，肩头至今还疼呢，总算弄出个模子来了。又添了个人。一共是九员。帐篷，暗绿色的帐篷，走到你的里面的傍晚是经过了多么漫长的白日啊。”

    上面说的书都是没活干的闲时看的，可知在青海还是没活干的时候多，也就是说挣钱很难。只有《虹南作战史》和《不光荣的权力》是在工地看的，在第五册日记中查到：“1973年8月30日。这两天把那一段路干完又前进了五十公尺，开始觉得累了。《虹南作战史》还算有点意思．”2005年5月28日我在新购《虹南作战史》扉页上写了一段话：“今日购此书于潘家园旧书摊，同游书友皆嘲笑吾档次低，他们哪里知道这书三十年前曾经帮我排遣夜晚的孤寂。”在第四册日记查到：“1972年9月3日。阴。很早就起来砌石头。上午干活的时候，爸爸乘王师傅的车路过工地，此时此地见到家人，心情又是一样。在炎热的北京夏天说的话活生生的出现了。时间又是无情又是奇妙。下午他们去前面返工，我们几个在跟前干。往后的日子见人心，渐渐艰辛了。近日看了澳大利亚的《不光荣的权力》，还是一本不错的书。”《不光荣的权力》是澳大利亚作家弗兰克·哈代的作品，不是写《德伯家的苔丝》的那个哈代。

    近年，得益于网络的兴起，可以很方便地将这些曾经看过的书，仅是出于怀旧之目的，一本一本找回来。只有一本例外，《没有号码的房间》迄今未能搜求到手。这本苏联的书有一个情节我至今记得。一个地下谍报人员邂逅一个姑娘，两人相恋了，就在某一次约会前，谍报人员被捕了，而姑娘尚不知情，谍报人员在牢房里想着失约后姑娘的痛苦。这些曾经在青海慰藉过我孤闷心情的书，只有《红与黑》这一本被我带回了北京，当时从西宁至北京的火车要开整整两天两夜，我没有和邻座说过一句话，一直在看于连和德瑞那的故事，直到火车进了北京站。

    在北京呆了两个月我又回到原先插队的农村。在北京我告诉过表哥关于于连被砍头的那段有个问题困扰我，表哥回答不了我。过了许多许多年，知青作家叶辛在一次演说中间接解答了我的困惑：“我也不是特意地挑剔他(司汤达)，只是想指出这点来说明他在作品中潜存的浪漫成分．越浪漫，就是他任由自己的兴致来描绘，他愿意笔下的人物应该如此，即使明天要上断头台，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要当近似国务院总理秘书的女儿，另一个是如此高贵的德瑞那夫人)还在爱着他。但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他的浪漫笔法，在最后一章里，他不愿意描写断头的残忍过程，他觉得这么美好的人物不能写这一过程来加以形象的破坏。他就写了玛特尔小姐在第二天去看他了，看到时，身为男人的福格都不愿意去注视，她就是要注视着他。之后她把他的头颅摆在尸身上面，还要亲吻他。不但如此，当她坐着马车送他到墓地时，还把他的头颅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我就不明白，一个人的头颅被砍下来后，有血和脑浆等，如果是现实主义作家必定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了爱情一切都不顾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作家应该写到这一笔。可丝毫都没有描绘过。好像这个头颅是雕出来的一样，放在手里很舒服地带到墓地上。这一小小的情节也能说明司汤达作为一名作家，他毕竟生活在法兰西浪漫主义的上升时期，他的小说中也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面。”同样是上世纪70年代书荒岁月的过来人，叶辛当年的读书水平就高于一般人。

    （摘自《书呆温梦录》，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