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本身不会有陷阱，所谓陷阱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会不会面临这样的陷阱呢？
我国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这些年来，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没有实质性变化。此外，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临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打破，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只有建立人力资源的新优势，才能抵消人口红利消失的负面影响，以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限于现有分配格局，多数低收入劳动者并没有条件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我国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再加上后危机时代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的产能过剩，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13亿的人口大国，我国的就业问题始终处于各类社会问题的首位。这两年在反危机政策的刺激下，就业问题得到暂时缓解。但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增长进入常态，再加上产业结构调整，相当多的就业是不稳固的，劳资矛盾也未得到有效缓解，群体性事件仍呈增多的趋势，2010年还出现了如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的新问题。未来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时期城市化将呈现加速发展势头，但如果城乡关系处理不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也将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高发期。
我国发展面临的两种前景
总的来看，在上述风险不断逼近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充分的准备。客观地讲，我国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为此，处于十字路口的我们必须做好选择。
好的前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抓住机遇，做好选择，在改革导向上实现民富优先，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重大突破，那么中长期内经济增长就完全有可能保持7％-8％的中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社会压力得到有效释放，经济社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由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坏的前景：开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矛盾并发
如果选择不好，丧失机遇，恐怕很难绕开“中等收入陷阱”。未来5-10年，如果在发展理念上仍坚持经济总量导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迟没有大的突破，就有可能出现增长速度急剧下滑、社会风险明显加大的灾难性后果。综合各方面情况考虑，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远虑大于近忧，未雨绸缪尤为重要。
由于多种因素，“十二五”时期我国仍有可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且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条件。问题在于，风险因素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增长陷入低迷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十二五”时期的转型与改革必须直面“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重在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
尽管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未能有效解决多数人分享财富的问题，而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较好地解决了多数人分享财富的问题。日本与韩国等进入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为0.3左右，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
二战后，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在对待分配问题上的主流理念是“先增长后分配”，认为靠经济增长最终可以解决分配公平问题。其理论基础是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存在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会出现收入不平等，但最终会出现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后，收入不平等会自然而然地减小。这就形成了一种发展理念：只要促进经济的高增长就行了，不必过多关注，甚至不必去理会高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但拉美的现实情况则是，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拖累了经济增长，并陷入恶性循环。
分配上出了问题，尤其是两极分化的格局一旦形成，其改变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其实也意识到了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也想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但三十多年之后，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局动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因素加大的情况下，尽管拉美国家也在不遗余力地调整政策，但要想从“中等收入陷阱”中走出来，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摘自《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2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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