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一次治河大讨论
西汉末年的公元4年，即汉平帝元始四年，西汉朝廷进行了一次治理黄河大讨论，组织讨论的人不是汉平帝，而是以后篡汉自立为帝的王莽。王莽当时位列三公之上，称位上公，已经独揽了朝中大权，就是还没能登上帝位。为进一步在全国树立形象，制造舆论，王莽利用各种手段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大肆营造“政绩”。为拉拢知识分子，王莽上奏提议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搞教育设施、文化设施、科技设施，大搞标志性建筑，并且给学员建房一万间，规模庞大而隆重。另外，还在太学里设立《乐经》课程，以表示重视礼教和艺术；增加博士名额，每经各五人；征求全国精通六艺中的某一艺、教授弟子十一人以上的艺师，以及收藏有《逸礼》古书、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而通晓其意义的人，把他们都请到公车署来。可以说是网罗全国奇才异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各类人才都照顾到了，又是改善办学条件，又是加薪提级，还增加职称名额。前后到京师来的各类知识分子数以千计，都让他们到朝廷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而且用他们来改正谬误，给他们以施展才华的机会。王莽还把能治理黄河的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请到京师来，让他们讨论怎样治理黄河，以表明自己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能广纳群贤，慎重决策。当时来京专事治理黄河的工程技术人才、专家学者就有一百多位。
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一百多人在讨论治黄策略中观点各不相同，史书记载了几种，摘录如下：
一个叫关并的平陵人，时任长水校尉，认为黄河经常溃决的地点，是在平原、东郡这两个地方，原因是这一带地势低下，土质松软。传说夏禹治理黄河的时候，就是把这一带空出来，不让人居住，作为调节地带。大禹的办法是在地势低洼处蓄水滞洪，水少时自然会逐渐干涸。虽然现在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不能离开这个办法。上古时代的事情已经很遥远了，难以弄得很清楚。考察秦、汉以来的状况，黄河在济阴、定陶、东郡及魏郡、黎阳等地决口，而南北距离不过百八十里。可以让这块地方空起来，不要再在这些地方修建官厅民宅了。这个意见是在易于决堤的地段蓄水滞洪，通过滞洪来减少黄河汛期对下游的危害。
一个叫韩牧的临淮人，当时是个御史，他认为根据《禹贡》关于九条河流的记载，应该把九条河流的故道加以疏通，即使不能疏通九条河流，只要疏通四五条河流，也是有好处的。韩牧提出的是疏浚下游河道的分流泄洪法。
一个叫王横的人，时任大司空掾，认为韩牧的说法行不通。他认为黄河流入渤海，入海口处地势较高，地面高出黄河河道，仅疏浚河道水也是下不去的。过去，阴雨连绵，东北风起，海水便倒灌，使黄河水向西南倒流，淹没以上数百里。现在古九河的故道，早就被海水逐渐覆盖了。夏禹当初疏导黄河水，是顺着西山向东北流的。《周谱》这本书曾记载，在周定王五年，黄河曾经改道。如今黄河所经的河道，已不是当年夏禹所挖掘的河道。还有，过去秦国攻打魏国时，曾决开黄河大堤，让黄河水灌入魏国的国都大梁，因此决口地方扩大，无法进行堵塞。现在应把黄河迁移出平原地区，另行开通河道，使黄河水顺着山麓，趁着地势高处，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才能避免水灾。这是一个使黄河改道、避开低洼处的大工程计划，从黄河流入华北平原的入口处，就开始归束黄河的入海流向，以减少决口灾害。
这次治河大讨论是一个叫桓谭的沛国人主持的，他在朝中担任司空掾的职位。听取了众多意见后，桓谭曾对少傅甄丰说，这些不同的方案中，肯定有一种方案是对的，应该组织人进行详细考察，权衡利弊得失，制定详尽的工程计划，工程费用不过几万亿，还可以使一些无产业的游民就业，既能治水，又能安民，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但讨论归讨论，王莽要的是形式，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他的心思并不是真正的治河，而是以治河为名捞取关注民生的政治资本，所以讨论完了也就完了，根本没有组织实施。
今天把这一搞形式主义的治河讨论提出来，是想让我们的干部了解一点古代的治河观点，也是了解黄河的历史，不论是堵，是疏，是滞，是导，多知道点，肯定是有好处的。黄河孕育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哀愁，要很好地治理它，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它。
唐代一次民族政策的大讨论
公元630年，李靖、李世勋在阴山打败突厥颉利可汗，突厥基本被灭，其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被俘和投降唐朝的有二十多万人。如何对待被俘和来降的突厥民众，唐太宗李世民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在朝廷召开了一个民族工作会议，倡导群臣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根据史书的简略记载，把这些意见摘录出来，看看一千多年前的政治家们是怎样处理这一当今世界仍然十分复杂的民族问题的。
在讨论中，朝中多数官员认为，北方戎狄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边境上的大患，如今有幸把他们打败消灭，应全部把他们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分离他们的种族部落，使他们散居于内地州县，教他们学习耕织，转游猎为农耕，使塞北的土地永远空闲着。这是把少数民族内迁，同汉民族融合为一的观点。
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突厥、铁勒等民族是上古圣贤帝王都不能使他们臣服的人群，陛下您使他们臣服了，借用这个大好机会，应该将他们都安置在黄河以北，分立酋长来领导他们的部落，这就永远没有外患了。这是划出一定区域由朝廷集中安置，把他们固定在黄河以北地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自治的做法。
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突厥虽说是统一的民族，然而他们的种族有部落区分，各有酋长渠帅。如今应当趁他们乱离分散，各就本部族设立君长，使他们之间互不隶属。相互分离，力量就会削弱，而且容易控制，势均力敌就难于相互吞并消灭，他们为了各自保全，又不能与中原抗衡。可在定襄设置都护府，成为节制调度他们的机构，这是安定边境的长远策略。这是原地不动，使突厥各部落相互分离，形不成统一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分而治之的办法。
夏州都督窦静认为，戎狄人的本性，不能用刑法威慑，不能用仁义教导，他们留恋故上，亡国思乡之情不易忘掉。把他们安置在中原一带，只有损害没有益处，一旦变乱发生，将对大唐政权构成威胁。应该借助当前的好时机，给他们施以意外的恩宠，封他们王侯的称号，以宗室的女子嫁给他们，划分他们的土地，分离他们的部落，可以使他们永为藩臣，使边塞永保平定。这同李百药的观点相近，就是希望给他们施恩，做到恩威并重，目的还是分而治之。
魏徵认为，突厥代代在边境上烧杀掠夺，是中原百姓的仇敌，如今有幸打败了他们，陛下因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将他们全部杀掉，就应释放他们归还故土，不可留他们在中原。戎狄衰弱就请求臣服，强盛就叛变作乱，这本来是他们的常性。如今投降来附的兵众接近十万人，数年之后，繁衍生息，一定成为心腹之患，后悔不及。晋朝初年，诸胡与民众杂居在中国，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将诸胡驱逐出塞外，断绝动乱的根源，晋武帝没听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成为穿着毡裘的戎狄的区域，这是前事的一面明镜。魏徵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同意将突厥内迁，而是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地去，而且指出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割据、胡人乱华的教训。
温彦博认为，帝王对于万物，像天盖覆，如地舆载，没有遗漏。如今突厥穷途末路前来归附于我，为何放弃他们而不接受呢!孔子说“有教无类”，若将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将生存的事业教授给他们，教他们懂得礼义，数年之后，都会成为我们的臣民，选择他们的酋长，使他们进入值宿守卫，畏惧威势，怀念德泽，哪有什么后患!把他们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则违背物性，不是保全生养他们的办法。可参照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的做法，安置投降匈奴于塞下，保全他们的部落，顺从他们的风俗，让他们来填实空虚的土地，使他们成为中国边境防御的屏障，这才是最好的策略。这是华人一家、不分族类的观点，认为应该把他们放到北部边境整体安置，并要进行教育，向他们授业传道。
唐太宗最后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把突厥降服的民众，安置在东起幽州西到灵州的地区，分划突利原来所统辖的土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的土地为六州，左边设置定襄都督府，右边设置云中都督府，来统领他们的民众。突利被任命为顺州都督，统帅部落的官员。唐太宗告诫突利说：“你祖父启民挺身奔附隋朝，隋朝把他立为大可汗，拥有全部北部地区。你父亲始毕相反成为隋朝外患，天道不容，因此使你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不立你做可汗，是担心启民前事再发生。如今任命你做都督，你应该好好遵守中国的法令，不要相互侵犯掠夺，不只要想到中国长治久安，还要想到使你的宗族永远保全!”
唐太宗的这一决策是对是错，需要历史地看。好的一面是，这一民族政策维护了唐代早期的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造就了大唐盛世的局面，并加速了中华多民族的文化融合，繁荣发展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不利的一面是，中央政权衰败，失去有效的控制能力后，到唐中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一直发展到持续一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出现了一百多年的战乱，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流离失所。
（摘自《清心集》，中华书局2011年3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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