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我离开北京，穿过皖北界首日寇封锁线，经西安、宝鸡、成都来到重庆。1944年1月，开始在经朱桂老(启钤先生，号桂辛)创办，此时在梁思成先生主持下的“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这是我国唯一的专事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因抗战由北京辗转迁移到川西小镇李庄。
1944年是日寇在东亚各地节节败退陷入困境的一年。同盟国军队已在拟定计划全面反攻。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光复我国大陆失地。要反攻就要陆军、空军同时出动，而广袤的国土上分布着多处重要文物古迹，包括宫殿、寺庙、石窟、陵墓、园林、桥梁、塔幢等等。这些祖国瑰宝很可能在反攻中被消灭破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时有几位有识之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随即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即“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前身)，由次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马衡、李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其中对古建筑的命运最忧心忡忡并实际工作做得最多的就是梁思成先生。
当时的决策是：我们一定要反攻，同时也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好文物。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让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空军知道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有哪些处，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如能使他们多少知道一点鉴别知识则更好。只有如此，反攻时文物古迹才能避免遭受炮轰和轰炸。具体的办法是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出一本文物古迹目录，并在地图上标明名称和方位。中、英文各备一全份。这项繁重而急迫的任务就落在梁先生的肩上。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梁先生已对华北几省的古建筑做过调查，加上平时常翻阅全国的地方志，由他来担任这项工作自然是最佳人选。不过他脊椎钙硬化，多年来靠铁架子支撑身躯。抗战奔波，使他更加孱弱。对此突如其来的任务自然会感到沉重。但他觉得责无旁贷，毅然决然地承担了起来。
记得梁先生是从编中文目录入手的，随即译成英文。当时因学社中懂英文的人不多，部分校对交我担任。到1944年秋，转入地图的标注工作。因地图属于军事机密，不得离开它的藏所，故有半年之久梁先生常在重庆，并调罗哲文先生前往参加地图工作。1945年5月全部工作完成，并将目录印成小册子。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大陆重光，毋须再反攻，但文物目录仍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是时我已经马衡、梁思成两先生推荐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主要任务是追回被敌伪掠夺去的流散文物，不久即飞往北京。行前，梁先生交给我一本文物目录，嘱咐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平津一带的重要古建筑，发现严重损坏，应立即报告，请有关部门抢救修缮。
这本目录一直放在我家中，十年浩劫连同我的藏书、手稿等一并抄走。因册小而薄，纸张印刷均甚粗劣，容易被当作烂纸丢掉。故对它有一日幸得归还，不抱希望。当清华大学林洙先生(林徽因先生逝世后，林洙先生与梁思成先生结婚)去年为访求目录而来我家时，才知道连梁先生自己在“文革”后也无此书，使我更感到丢失的可惜，而只好很遗憾地对她说：“过去曾有，可惜‘文革’中被抄没了。”
不料前不久我打开最后发还的破旧的书捆，文物目录竟赫然无恙。我不禁喜出望外，此书除了有它自身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外，还可从中看到梁先生的为人和学识，将为编写他的传记增添一份材料。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本小册子。
封面印着“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字样(经笔者将书名简成《战区文物目录》)，英文字样是：Chinese Commission for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Objects in War Areas，List of Monuments，民国三十四年五月编，小三十二开，黄色草纸铅印，共八十七页。
内容简述如下：
册首是三篇鉴别总原则。
一、《木建筑鉴别总原则》 十八条。用最简单扼要的文字说明各种古代木建筑的特征。例如第四条：“凡用四阿或歇山屋顶者，大多为宫殿或庙宇，民居均用挑山。”又如第五条：“主要建筑物檐下多用斗栱，其斗栱大而疏者年代古，小而密者年代近。”
二、《砖石塔鉴别总原则》
十九条。第四条：“塔平面方形者多为隋、唐、五代所建；但东北有少数金代方塔，西南有少数宋代方塔，清代亦有极少数方塔。”第五条：“平面为六角、八角者多为五代以后至清代间所建，……”几句话已把鉴别古塔年代的基本方法告诉了读者。梁先生总是担心或许未收入目录的塔将被认为不重要而遭到破坏，所以最后一条(第十九条)称：“凡塔几均为二三百年乃至千数百年古物，宜一律保护。”
（摘自《忆往说趣：??锦灰堆??选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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