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麦道夫从法学院毕业后，拿着自己在海滩上做救生员赚来的5000美元创立了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家公司已经成为美国证券业最大的独立交易公司之一，是最早一批实现自动化证券公司，麦道夫可算是现代华尔街的先驱者。
这段辉煌岁月为麦道夫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使他确立了“华尔街的巫师”的声誉。据说在佛罗里达上流社会的高尔夫球场上，麦道夫的客户们一边对其投资的高回报欢欣鼓舞，一边也曾开玩笑地戏谑麦道夫：“这样高的回报，难道你在诈骗？”他们没有想到，这玩笑一语成谶……
历史上的消费论
从春秋的时代开始，国家的管理者们就开始意识到消费之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了，历史上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一代名相管仲，就曾经对这一问题提出过精辟的论述——如果不修建宫室，那么山中出产的木材就不会流通于市，如果不追求饮食，那么各地的土特产就不能转化成资财，如果不追求衣饰，那么绣工织女就会冻饿而死，总的来说，如果拒绝消费，那么工商业就极难兴旺发达，农产品就无法找到销售的出口，农业也就自然无法繁荣。
透过这样简单的论说，我们实在无法不对此表示惊讶，当下的中国经济，甚至在细微的细节之上，都与管仲的论点大为符合。
在过去的岁月里，由于内部需求长期不足，使得我国在商品供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比如说，在已经纳入国家监控的六百五十多种商品门类之中，长期处于过剩状态的，竟然有六百二十余种之多!
那么，这些长期处于过剩的产品，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堤内损失堤外补”，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在产能长期过剩的前提下，全国大约有40％的商品，都要依靠国际市场需求的方式来支撑。而从1995年开始，由于这样的外部依赖性，使得中国已经连续成为全世界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成为了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项“短处”，为了能够降低来自国外市场的风险，中国在许多时候不得不主动对贸易进行平衡，对相关国家的产品进行集中采购。
在这里，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难道以中国14亿人口之巨，竟然无法产生足够的需求，无法消费掉这些生产出来的商品吗?
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我们有着全世界第一多的人口，但是这些人口所能释放出来的需求总量，却少得可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是因为我们的民众真的不需要进行消费，或者是在这方面的需求极少呢?
原因就是——他们不具备消费能力，简单说就是手中缺钱，消费不起!
低工资条件下的中国民众
实际上，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每当谈起内需不振的原因，绝大多数学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工资这一话题列为主要原因，同时将拉动内需的方法与增加工资、激活消费联系在一起。
在公认的范畴内，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主要收入——工资，并没有与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保持同步增长，在物价指数大幅度提升之后，我们的绝大多数民众却仍然保持着过去的工资收入，由此造成了“有消费愿望，无消费能力”的最终结果。
尽管学术界对于内需不振的原因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然而，出于种种的原因，却极少有人愿意继续深究这一话题——为什么民众的工资收入，难以与宏观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其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关于资源配置所产生的问题，直接决定了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而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迟迟无法对产能过剩提出准确的解释，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是以纯粹的市场为研究对象，因而没能看到在中国的实际国情下问题的根源所在。
很明显的一件事实是，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由于财富分配长时间内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倾斜，使得民众的收入迟迟无法提高。
关于这一点，即使在国家发改委这样的权威机构的调查中，也无可避免地有所涉及——在2006年度发改委所发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中就指出：“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国民收入分配开始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就已经基本成型，具体表现为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
比这些更严重的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比重中，政府所占据的部分越来越大，这样的分配方式并不是不可以，然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即国民经济形成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仍然有此现象，就令人费解了，因为按照国际上正常的发展路径来进行规划，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上升的理应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下面是国家税务总局在2008年9月所发布的半年度数据，透过这组数据，我们或许会得窥一二。
“在2008年的上半年里，全国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速度的稳定增长。截止到7月份，已经累计完成了32553亿元，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30.5％，形成增收7606亿元。”
那么，同期的GDP增速又是多少呢?是10.4％，也就是说税收增长速度，几乎达到了GDP增速的三倍!而这个GDP数字里，还包含了大量由大规模基础工程建设所构成的比例，真正由民众消费率所提供的贡献，就更加少得可怜。
一方面，政府通过税费方式来筹集资金，使得收入分配产生了严重倾斜，无形中就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销蚀殆尽。根据2006年国际劳工组织所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在2000—200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达到了63.4％的水平，而与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只有26.4％的增幅，形成了较发达小区域经济的东盟，即使处于金融风暴后的经济回暖期，其增幅也只有15.5％之多。
然而，数据上的领先，并不能证明这种经济增长给民众带来的福利影响也是领先的，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高效、健康增长的同时，这份报告也一并指出了这种增长并没有充分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由此造成了广大中国民众并没有能够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可以说，这样的调查结论，与我们的论断是基本符合的，在工资增长缓慢的前提下，使得中国民众的工资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由此酿成了消费的低迷。
高储蓄不是低消费的原因
在过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曾经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由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点，得出了中国民众乐于储蓄而轻视消费的观点，并由此证明，中国的民众消费对于GDP贡献率之低，基本上要拜储蓄所赐。
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
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农业时代经济思维的影响，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财富的概念就是储蓄。
在最早的时候，储蓄就意味着家里的粮仓究竟贮藏了多少粮食，当城镇开始出现之后，城镇的居民不可能贮藏几年的粮食在家中，而财富的范畴也变得宽泛起来，于是就开始以货币的方式来计算财富，储蓄了足够的货币财帛，就意味着家庭的富足，其心理安全感就会变得越强。所谓的“居乡求土，居市求财”，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
诚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储蓄传统的国家里，居民过高的家庭储蓄，使得很大一部分钱不能迅速地投入消费，要么被投入银行，要么干脆由自己保存，于是，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在五年时间里足足增长了9个百分点之多。
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如何刺激中国消费的方案，总是围绕着该如何将过高的家庭储蓄吸引出来这个思路上，央行在过去的10年中先后几次降低利率，其释放储蓄的指向性就相当明显。
然而，这样的说法看似言之凿凿，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
储蓄率之高，只能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社会环境下，民众有着一种极强的忧患意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许多本应属于福利产品、准公共产品的项目，在中国却还需民众自己来付费完成，为了预防那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突发财务危机，中国居民就不得不未雨绸缪，通过加强储蓄的方式来进行应对。
另一方面，存得多未必代表挣得多，特别是在基于防范未来财务危机的考虑下，越是挣得少，就越是要加大家庭储蓄的力度，在福利保障等隐形收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工资项目上的显性收入，就不得不被大比例地投入家庭储蓄，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比例，原因就在于工资收入低下。
在近几年的政策拉动下，中国的GDP始终保持着8％左右的增长率，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保持着每年20％的增量水平，然而在这些普遍增长的背后，蕴藏的却是工资水平的下降——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2003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工资占据GDP的比例，不但没有任何上涨，反而从16％直降到12％。
即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2003—2005的三个年度里，印度的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这种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直接影响，就是帮助印度留住了一大批技术人才，而其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除此之外，即使是和那些经济出现过严重衰退的国家比较，我们的表现也不能尽如人意，以俄罗斯为例，在1996—2006年的10年里，俄罗斯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之多，对于一个经历了严重衰退期的国家来说，这已经十分不易，而更为难得的是，在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俄罗斯的人均工资、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还能够达到12％，而根据俄罗斯政府所公布的预算来看，在未来的几年里，居民的人均工资收入还将提高50％之多。
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重要指标，工资水平的下降，直接的反映就是民众的收入水平严重滞后，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价上涨，更是造成民众不敢于轻易消费，宁愿将收入流转化为储蓄，由此造成的消费不振，内部需求不足，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完善的社保体系制约消费
实际上，工资收入较低，仅仅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如果说这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中国国情所赋予的特殊性，那么下面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原因，则更是被赋予了更多的中国特色。
造成消费低迷的原因，除掉工资水平徘徊不前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很难让民众放手、放心地去进行消费。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常识：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任何单个人的生存能力都是很低的，因为有太多不可预计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残等事件发生，这些事情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一个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在公民遭遇到这些不确定的事件时，帮助每一位民众延续生命，度过困厄。
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保障体系越健全的国家，其民众对于未来不确定预期的担忧越小，而担忧小了，自然就敢于放手进行消费。反过来，社会保障体系越是不健全，民众的财务风险就需要由个人来承担。他们对未来的担忧也就越大，于是就会像我们在前面说的那样，不敢去放手消费，而是被迫地将收入转化成储蓄，并将这种习惯演化成全民风气。
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除了会迫使民众不敢轻易消费之外，对于其消费能力的蚕食，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中国，在一个时期内，公共产品、福利品、准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已经成为了常态，几乎任何一项应由政府、公益团体所负担的公共服务，都开始了旨在盈利的商业化经营，于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去医院享受医疗服务，还是接受学校的教育，都需要为此支付一笔颇为不菲的支出。当这些支出成为了民众生活中的负担，甚至于占据了民众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时，民众自然不具备余力来进行其他方面的消费。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间，中国在财政社会保障经费的年度支出，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其年度增长率达到了颇为可观的29.4％，由此将社保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成功地从5.5％提升到11％，然而，与发达国家动辄60％、70％的比例相比，这个数字还是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当支出项目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的收入增速时，任何藏富于民的设想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因为，无论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多么快，都无法让居民享受到其增长成果，更严重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是快，公共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就越强，民众的收入增速就越是无法跟上支出项目的增速，使得居民的生活压力更重，幸福感逐渐降低，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越来越大，使得居民不敢于消费也无力进行消费，严重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最终使得内需不振，成为制约国民经济的最关键因素。
（摘自《中国经济猜想》，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3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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