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韩先楚

    北京东钓鱼台220号，高大结实的铁门，高大的院墙上拉着铁丝网。进门一条水泥路将院落一分为二，左边为四幢二层楼，右边为菜地。南边紧靠院墙两个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地，是1号楼韩先楚家的菜地。葱、蒜、茄子、辣椒、黄瓜、丝瓜，应有尽有，田埂上还长着一些黄花菜。

    1997年和1998年两年，韩家的这块地是最荒的。秋天，种着玉米的一畦田里，玉米一人高，那草高处没膝深。

    韩先楚在世时，正好相反。

    每天清晨，韩先楚起床就下地了，去他的菜地。那一畦畦各种蔬菜，从播种、耕耘到收获，他筹划，他侍弄，他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不许有一棵杂草。横是横，竖是竖，他侍弄它们就像操练军队，一畦畦小苗就像一个个绿色的方队。他知道第一朵茄子、辣椒花是什么时候开的，知道一条条大小不一的黄瓜、丝瓜都长在什么地方，他看着它们就像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最激动的是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最幸福的是把它们送人的时候：吃吧，吃吧，没有化肥，没有农药，从里到外都是绿色的。

    有人说：不光别人，就是他自己，到头来才发现，一代名将原来还是个农民。

    是吗?

    韩先楚由兰州军区司令升任军委常委不久，即负责全军人事安排。

    如今的东钓鱼台220号院，那路灯有的没有灯罩，有的连灯泡都没了，冷冷清清。正对着大铁门的那条胡同，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下雨积水不说，还挺脏的。有时一些建筑垃圾也堆放在那里，占去近半个路面。不知当年是个什么模样，但上世纪80年代初进出东钓鱼台220号的车辆，大都是奔1号楼韩先楚家的，则是肯定无疑的。连多少年见面招呼都难得打的人，这时也登门拜访来了，一口一个“韩常委”，叫得热情而又亲切。负责全军人事安排，意味着多少人的命运，也就是乌纱帽，抓在“韩常委”的手里，怎能不让那些惯于跑官、要官的人心动而奔波忙碌呢?而这种职务与分工本身，又说明上边对他这位“韩常委”，是多么地信赖而又器重呀！

    他却有些不习惯，不适应，甚至不识抬举。

    在谈到某一职务时，有人提出一个人选，韩先楚有些不快。一是这个人选不合适，二是这个人选不是提名者的亲属吗?他知道自己不是个“政治家”，就竭力在心头命令自己克制，但脸上却把什么都写出来了。

    人家却像毫无知觉，不愠不火，愈发和蔼而又亲近起来：老韩，你再想想，你有什么人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韩先楚终于拍起了桌子。

    不久，他就去人大常委会了。

    他不想去人大，干脆直接回家算了。陈云劝他还是去吧，这才去当了个副委员长。

    一个一辈子干实事的人，那感觉就像辆疾驰的汽车，突然被人拉了急刹车。

    他忽然悟到，他这种人，原本就不是当京官的料。

    想来，他也是有“野心”的。第一仗打下来不久当了排长，就想当连长。当排长背长枪，当连长挎驳壳枪，枪把上再拴块红绸子，那是什么气派?后来，特别是到东北后，那一次次战前的“方案之争”，实在让他伤透脑筋。那可不是挎支驳壳枪再拴块红绸子了，那是直接关系到战斗、战役的胜负呀!那时就想什么时候我说了就算，没了这些唇枪舌剑的，多好呀！1947年秋季攻势后好多了，他当了3纵司令，成了一方天地中的“1号首长”了。可海南岛战役呢?作为下级，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要想说服领导按自己的意见行事，那实在就是天底下最难办的事情之一了。可从长白山到海南岛，直接、间接领导，除了林彪，有谁没被他“不”过?正因为如此，尽管他这个“好战分子”不招一些人喜欢，却也非用他不可，因为用他打仗放心。战争毕竟是非常实际的。而和平时期，会当官的人有的是，谁会喜欢一个不听摆弄、总爱说“不”的人呢?1953年回国不久就读书，毕业就主动请缨去了有仗打的福建前线。他再爱说“不”，也毕竟是一方诸侯，天高皇帝远。如果他这个副总参谋长就留在北京，这个天生就是带兵打仗的人，是不是早就一巴掌把自己拍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放牛娃到将军，他知道带兵打仗是来不得半点虚妄的，也知道百姓大众是说大实话的。可人家那种举“贤”不避亲，不也是大实话吗?

    更令他莫名其妙，又无限惆怅的，是一个戎马一生的将军，怎么一下子就去了人大?这与他的人生轨迹，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

    战争年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指挥所、前指。和平时期，福州16年，一有风吹草动，不管什么时候，他准在作战室里。1979年初，在南疆自卫还击战的日子里，他就在兰州军区作战室里，对着地图，遥望南天。

    “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而今，再也没有作战室了，再也不会有作战参谋把他从睡梦中摇醒，不管半夜三更，还是风雨交加，披上衣服就往作战室奔了。

    窗外，硕大的泡桐树叶子打着旋儿飘落着。他打开箱子，把那套上将军礼服取出来展开，凝视着那对肩章和上面的三颗金星。自1965年取消军衔后，每年秋天，他都要把它们翻出来，放在室内窗前晾晒一下。

    他希望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能穿着这套上将军礼服，去见马克思、毛泽东、吴焕先，以及那些知名的、不知名的、战争年代牺牲的和后来病逝的战友。他还说过，死后要葬在父母身边。可这一切，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曾想解甲归田一样，是可能的吗?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特别是9号文件后逼他检查“路线错误”时，也曾想到毛泽东的这段话，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而今再想，甚至不用想，就通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俯仰无愧，这就是了。

    无私与刚毅，原本就是他的性格和生命的一部分。

    读中学的，读小学的，孩子们放学回家，或是星期天、寒暑假，家里、院子里、操场上玩得那个开心哪。韩先楚羡慕得摇头叹气：你们真是快活死了，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开心哪?

    一个大军区司令，是难得有8小时之外以及星期天、节假日的。他总是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是因为他的脑子一直都不闲着，对任何事情都有个一、二、三，乃至四、五、六。

    在朝鲜时兴起跳舞。那时什么都学苏军，跳舞好像也是。在山洞、坑道里跳，环境好点，就找间大房子，用布把窗户蒙上，点起汽灯就跳。文工团的女同志称之为“执行任务”，大家共同的称谓叫“夜行军”——一个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军人随手拈来的生动形象的比喻。这支堪称世界上最善于夜行军的军队，一些人一来上这种“夜行军”，那瘾头才大呢，四步、三步，有机会就跳，乐此不疲。志愿军总部，一个是彭德怀不跳，再就是韩先楚难得一跳。“好战分子”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喜欢打篮球。他是到延安才见到篮球的，见到就爱上了它。在东北，战争间隙，驻地附近有球场，有时就情不自禁要忙里抽暇组织一场球赛，他自然是要上场的。虽然只有一只手管用，却是久经锻炼，比一般人的右手格外粗壮有力，加上身段灵活，带球、传球、投篮，什么也不耽误，而且命中率颇高。

    还爱打猎、钓鱼。患病疗养，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武汉东湖宾馆。一是他是“九头鸟”，二是那里是打猎、垂钓的天然去处。宾馆那只大花猫都习惯了，一听到枪响就往外跑，有鸟吃了。钓鱼，把鱼钩甩进水里，岸边一坐，就凝神等待、感觉去吧。那种大鱼咬钩时的冲撞涌动，通过线杆像电流般传感到心头，冲撞得他心花怒放。那种快感和激动，是只有战争年代一个十拿九稳的歼敌方案成熟了、如愿以偿了，才能与之媲美的。

    最喜欢的还是土地，是侍弄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使人们得以生存的庄稼和蔬菜。

    从福州到兰州，再到北京西山和东钓鱼台220号，他家都有块菜地，主持福建工作后，他家还养了只猪，并要求军区领导都要养猪。住在马鞍山腰，有这个条件。猪肉当然可以吃，粪肥除了自家菜地用点，大都送给附近生产队。将军楼配个猪圈，虽然不雅，却很实际，一举多利。

    年纪大了，篮球早就不能打了，打猎也不大行了，钓鱼坐上两个小时，身子骨也不像过去那样好使唤了。看电视，“新闻联播”雷打不动，每天必看的；再一个是“动物世界”，到时候就坐到电视机前了。不爱看电视剧，他觉得那剧中人，怎么还不如“动物世界”里的猴子、大象有人情味儿?而几十年始终如一，而且愈来愈有魅力的，就是那片菜地，是那些翠生生、绿油油的茄子、辣椒、黄瓜、丝瓜。

    不过，比起墙上、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就铺到地上的那些军用地图来，这一切就都不在话下了。

    在地里侍弄菜，吃饭了，喊一声，他站起来，拍打拍打手就回来了。顶多回一声，待我把这点弄完了。若在房间里看地图，喊几声也难听得到回音，有时干脆就听不到别人喊他。有时戴着老花镜，有时拿着放大镜，就那么看呀看呀，在屋子里转呀转呀。有时一看就是半天，有时还要锁上门，锁不锁门都不许人打扰他。

    不了解他的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解他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却也不免在心头嘀咕：还看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站到地图前，一看到那些指纹似的等高线，呼吸就有些急促，周身的热血就一阵阵沸腾起来。那泥泞路上的跋涉，那冰冷堑壕中的据守，那枪林弹雨中的攻击，那血与火的岁月，历历在目，声声在耳，像刚刚发生的一样。

    从大别山到陕北，从长白山到海南岛，再到朝鲜，又从福州到兰州，末了，那目光有时就又停在了大别山南麓那个叫“红安”的地方。

    最后一次回红安，闵永进、陈尊友几个儿时伙伴，说他们想去北京看看皇帝的金銮殿。不用说，他也知道他们会这么想的。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还有什么比金銮殿还至高无上的地方?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城看的第一个地方不就是故宫吗?但他永远也说不出闵永进那样的话：看了皇帝上朝的地方，这辈子值了。

    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乡苏维埃土地委员。这个职务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农民为什么造反、革命?不就是为了土地吗?他扛枪打仗去了，不再是扶犁肩锄的农民了。但他若不曾是个农民，就不会走到哪里，都在房前屋后种菜。而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人和将军。

    许世友在南京时，住的是当年孙科的房子。孙科是何等人物，那是何等房子，“许老板”却把一些花草刨掉，种上玉米、蔬菜。“许老板”也爱花草，他来兰州时，“许老板”说那地方荒凉，特意送他五盆花。可“许老板”也是农民出身，像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看到土地，首先想到的是土地可以种庄稼、打粮食。可这就能改变他那军人的本性吗?

    当年，战友们经常唠起革命胜利后干什么，绝大多数都说回家种地。已经挎上了拴块红绸子的驳壳枪的韩先楚，也这样说。可当上营长不久就变卦了，拍拍那支驳壳枪的枪套：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1966年12月，中央给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发来电报，“增补韩先楚同志为福建省委书记”。想了几天，他连着给周恩来、林彪、陶铸打电话，问这项任命主席知道不知道，若是主席不知道，他就准备推掉，请中央另行选人、派人。不是因为动乱年代，今天上台，明天打倒，而是这项任命实在是赶鸭子上架，他根本就不是干地方、抓经济、搞运动的料。末了，他说我服从中央、主席的指示，但是一旦省委比较主动，形势缓和后，我还是要做军队、抓战备工作。

    有人渴望在军中，是为了军人的特权、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不便说出、也不需要说出口的原因。韩先楚把军人作为自己追求的唯一目标，并愿永远服务其中，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军人这个职业是一种能够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而他也天生就是来干这个的。

    1985年春，已经调去国防大学的韩先楚的秘书杨旭华，来东钓鱼台220号看望老首长。军队刚刚换装，杨旭华头戴大盖帽，身着没有军衔的85式制服。正在菜地里忙活儿的韩先楚，开头竟没认出来。

    他在地头的水龙头下洗了手，擦干了，瞅着，又摸摸衣服质地：好精神!

    又道：有军衔就更好了。

    杨旭华告诉他：团以上干部都是毛料。

    韩先楚笑笑：我是没毛了。  

    又像是自言自语：如果我能授衔，现在该是什么了?  （摘自《战将韩先楚》，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