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建筑中越来越多地被融入了风水因素，各地的“风水楼”不断涌现，这其中有怎样的玄机？“风水楼”与公共权力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位多次承担政府工程建设指挥任务的施工企业领导说，在现行体制下，公共建筑的生长方式主要由地方当政者的意志决定。在公共建筑兴建过程、尤其在政府建筑工程中，无所不在的“长官意志”几乎决定了任何一个细节。不断出现在“风水宝地”上的公共建筑，绝大多数来自主政官员的“构思”。
官员迷信风水的心理剖析
为升迁，求官运、财运。笔者通过对基层干部、民众的深入走访发现，官员追逐风水，最大的心理动因是对官位和金钱的迷恋。受访干部普遍认为，风水的复兴，与时代的文化特质不无关系。对一些官员而言，风水最大的功能就是保佑自己升官发财，而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在他们看来，是生活唯一的主题。于是，公共建筑就成为他们寄托对官运、财运无限憧憬的最好载体。如山东省某位地委书记，从“大师”处得知自己有“入阁”成为副总理的运道，但命里还差一座“桥”，便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工程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因此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桥虽建了起来，但该书记终究未能“过桥入阁”当上副总理，却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于1996年被省高院判处死缓，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继刘青山之后被判处最重刑罚的地委书记。2007年6月初，被中纪委通报的山西省粮食局原局长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擅自修建专用于接待的宾馆，并在宾馆附近建起了“粮神殿”，在殿中为个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并将各省(区、市)粮食部门负责人的题词刻在石碑或牌位上，与神像一并供奉。升官发财被该局长抽象到了“神坛”的高度，凝聚到公共建筑中，也算是种境界。
为消弭灾祸。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对此做出了“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概括。试问古今贪官污吏，有几人心安理得?尤其是我们党的官员干部，受党的教育多年，他们岂不知身为公仆当为民众鞠躬尽瘁，岂不知贪赃腐化与党纪国法水火不容?在这种强大的心理压力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寄望于风水，认为将风水方术与政府工程相融合，即可借助巍然的公共建筑获得命运与神灵的庇佑，让自己的行径永世不见阳光，消弭灾祸，长保平安。
为求心灵安顿、寻找精神寄托。记者发现，在笃信风水并以风水因素和个人意志左右公共建筑生长模式的官员中也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也许升迁无资格，敛财无胆量，但他们的信仰已经失落，心中不再有对真理和人民的敬畏，也不再满怀为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的崇高追求。这些官员心灵无处安顿、精神无所寄托，对于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应当如何行使，便没有了方向感和使命感。一些风水界“从业人士”恰可以乘虚而入，成为这些官员的决策“导师”。有的风水师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皮包公司，以方便官员用公款支付“风水”费用。在他们的“引导”下，一些无谓、无聊、甚至无稽的风水理念大量融入地方公共建筑，既给公共财政造成损失，也严重影响了城市建设的质量与格局。
城市公共建筑背后的权力影子
作为城市精神的物质载体，公共建筑除了具有自身的使用功能以外，其外观形态也日益变成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目前存在一种趋势，城市公共建筑的构建模式越来越掺杂进个人的喜好或权力的因素，建筑的规划、布局与建造不能完全按照设计方案去构建，而是明显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影响。这导致一些地方大规模复制北京甚至外国政治中心的建筑，盲目追求公共建筑的所谓风水运势的工程大量存在，而且呈现着不断增长的势头。这不由使人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地方政府大规模进行权力建筑复制和追逐风水?
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官本位影响的遗留。对权力的畸形崇拜令这些政府投资复制权力建筑，既表示了对中央权力的服从和崇拜，又让当地人民能够时刻体会到中央权力的至高无上，本质上却反映出了地方官员借助复制权力建筑来昭示自己权力地位的不可侵犯并形成一种在当地的威慑力，这种建筑形态、体量和尺度在各地的不断复制，具象地反映出北京权力放射性的状态，并成为权力衍生品的物化。
官本位的另一方面就是地方官员需要个人仕途升迁的政绩，体现在建筑上就是所谓的政绩工程。地方官员在自己的治地上兴建出一些亮眼的公共建筑，以便形成城市的繁荣健康发展的符号，这对于一切“政绩靠眼看”的行政管理者来说几乎成为表功的唯一途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目的，原本多少为民生着想的政绩工程极易出现偏差，即不是兴建一些体现城市特色的建筑，不是为了城市发展而作的合理规划，而是以复制权力建筑这种畸形的方式展现出来，城市变成一个任地方主政者随心所欲地建设的大工地。扭曲的心态带来了扭曲的建筑，对于权力建筑的复制，导致了城市建筑背离了建筑的功能初衷，而对经典建筑的拙劣复制毫无艺术性和创造性可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膨胀的欲望的一种依托，假手建筑这种形式含蓄地表达出来罢了。
让公共精神的光芒照亮公共建筑
政府建筑在语义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相当于执政者的施政宣言，是官民关系的直接体现。看看舆论对于一些政府建筑的批评，就很清楚，人们不是批评这些建筑质量差或不美观，而是对这些建筑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像前几年重庆忠县黄金镇的镇政府办公楼建得好似天安门城楼，便是一个典型而又极端的案例。说明此地的官员还有浓厚的帝王意识，完全违背了当今这个时代对政府的要求，即使在封建时代都脱不了僭越之罪。对于这样的政府出台的其他政策，地方的百姓又如何看待呢?这些都是价值观错乱带来的问题，更有迷信风水的，认为建筑格局会影响自己的升迁，如此作为看在人民的眼中，谁又能寄望于这样的官员造福一方?
古往今来，名垂青史的建筑中不乏政府建筑的身影，不仅因为这些建筑往往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文明程度，投入较高，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是文化上的集大成之作，更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建筑都深深铭刻着公共精神的烙印，体现着对民众生活质量的关怀。小时候，笔者随父亲去银行，那是小镇上最漂亮的建筑，父亲解释说银行一定要建得好，不然人们就不来存钱了。同样的道理，政府建筑也有体现政府信用的作用，人们并不反对其建设标准高于普通建筑。政府建筑也是文化代言人，国家级的政府建筑代表了国家的文化形象，地方政府建筑则反映了一方的风情，同时这些建筑的存在也对所处的文化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有导向作用。
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1952年的作品珊纳特赛罗镇中心，其中包括了镇公所、图书馆、商店和会议室。小镇是座小岛，镇中心坐落在满是松林的坡地上。他把建筑围合成一个低矮的四合院，把这座建筑理解为一个港湾，给人受到庇护的安全感，也给人家的温暖感。尽管形式语言是现代的，但他使用了当地的木材和红砖，使这座新的镇中心不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是这片土地上自然生成的。小小的镇中心借此可以同那些庞然大物比肩，这就是公共精神的力量，这样的公共建筑会成为当地民众真正值得自豪的文化成果。
澳大利亚的国会大厦则把自身的大部分都埋在绿色的山坡里，可以说是一座看不见的建筑，只有人口处有一定的建筑形象。高81米、重200吨的旗杆是主要的标志物，上面飘扬着澳大利亚国旗。但这仍然是一座壮观的建筑，不是指其规模，而是这种理念。在这里，建筑让位于自然，看这座建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环保事业是世界第一的。同时，这又是一座开放的建筑，屋顶、草坪可以任由普通人倘佯其上。如果巧遇参众两院开会，参观者还可以坐在旁听席上听总理、部长们和反对党的辩论，政权和人民的距离如此之近。国会大厦深埋在山体中，但它处处沐浴着公共精神的至上光芒。
上述是国外的例子。近年来，国内也不乏成功的公共建筑。上海市政府搬出位于外滩的前汇丰银行总部，落户人民广场一侧。一方面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塑造政府的新形象。新建筑形式简练，庄重而无骄纵之气，颇得好评，遗憾的是底层的开放性最终并未实现，但仍不失为佳作。今年开放的唐山城市规划展览馆创造性地利用历史建筑——80年前的军火库，妥加改造，营造出的效果令人耳目一新。这座展览馆没有围墙，同周围的开放绿地融为一体，主政者也没有因为管理上的潜在麻烦而修改方案。这样有益于公共生活的建筑必然会赢得民众的好评。唐山没有去攀比、跟风，充分利用自身资源，通过整合创造新的价值，城市历史与时代新风相互映衬，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自我认识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改变，无愧为公共建筑的典范。
公共建筑是城市公共生活的场所，是市民社会在物质层次的基石和载体。成功的公共建筑所体现的绝不是权力的荣耀，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主政官员的运道和脸面，而是民众的意愿和公共精神的回归。国家倡导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实施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这些要求如何不至于沦为一句漂亮的口号，是对各级政府的考验。在明确了方向之后，行动是重要的。各级政府不妨从审视公共建筑开始，照照政府建筑这面镜子，看看它们传达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体现了什么样的官民关系。照耀着公共精神之光的政府建筑，可以是政府转型之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摘自《官场生态》，华文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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