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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2010年08月01日 星期日

知识分子正在消亡

王文元 《 书摘 》( 2010年08月01日)

    知识分子是个近代的词汇,来自于西方。关于发源地,有俄罗斯与法国两种说法。俄罗斯说认为,知识分子指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一批敌视沙皇制度的人,他们处于社会上层,有强烈的道德意识,有教养,有社会责任感。法国说认为,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于l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身份遭到诬陷,引发一批具有正义感的人——包括左拉、雨果——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并于189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知识分子”一词从此流行。),这个事件聚集了一批社会精英,人们把他们称作知识分子。

    利奥塔说,知识分子已经消亡。不能认为这一判断是错误的,但可以说这一判断不够准确。知识分子不是消亡了,而是整体上与大众文化结盟,化为了大众的一部分。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伴随文字书写而诞生的,不管东方的“巫”还是西方的“教士”,他们都具有书写能力,因这一点而严格区别于不会书写的大众。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汉字是独立的表意符号,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因此精通汉字书写的人被凸显出来,他们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熟练掌握汉字书写的人成为社会精英。工业革命导致识字率的迅速提高,识字的人渐渐取得发言权,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鸿沟逐渐被填平——至少不再难以逾越。形成与轴心时代相反的情形,没有了公认的话语领袖,没有公认的文化带头人,没有了公共性(共同关心的、具有稳定性的话题),没有了文化的仲裁,各说各话,各唱各调,只有时尚在统领文化,在决定文化走向。而时尚的主格不是人,而是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革的惯性。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的推动力量,他彻底变为被推动者。有个别知识分子被推上前台,充当领袖,从电视等媒体的技术性要求看,他们很合格——善于讨好观众,善于修辞与表演,不时显现出超人的智慧,甚至他们的一个手势都那么富有魅力——但他们留下的永远是影像,一旦把他们的话转换为文本,一切光辉顷刻间消失殆尽。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工业革命导致文化上的多元化,不再有统一的“知识场”,知识被分割为一块块碎片,每一个掌握知识的人都只掌握一个碎片。所谓知识分子都是文化的阐释者,而不是文化的立法者。各种知识不可通约,形成不了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阶级。如果作为对西方知识分子状况的描述,无疑上述总结是正确的,如果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至少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直到今日,中国仍存在建立统一知识场的可能,只不过中国人普遍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意识。可能充当中国统一文化场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文言文书写。文言文书写囊括了道德、才能、艺术、人生履历、正义、文化认同等多种因素,它让人遵守公共的承诺——敬天爱民、尊老爱幼、忠君爱国等。这可能是唯一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土壤,可惜这种土壤已经荒芜。

    大众文化盛行,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将逐渐消失。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士与士大夫)是制衡权力的力量,是矫正社会偏颇的主力,是防止异化的中坚。没有了知识分子,社会有可能只有一个力量、一个方向,可能一种价值观独大。人对自己失去控制之后,不得不听任异己力量的支配。关于这一点,尼采早就警告过我们:任何由大众做决定的地方,真实性就变得多余、可悲,变成一种无益之物。唯有演员还能唤起巨大热情。是的,在中国,演员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唯一还能唤起大众巨大热情的力量。

    演员替代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丝毫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的消失形成角色缺位,而且难以弥补。——这便是问题症结所在。

    作为点缀,现代社会也有些形而上的文化——比如哲学——,但大多并非一流的,大多是形而上中的下等货。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代表竟然是哲学修养并不高的胡适。金岳霖先生批评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缺乏深度。实际上金先生客气了,与其说缺乏深度,不如说缺乏一个准确的判断,缺乏对中国哲学精髓的把握,从而缺乏对中国哲学的热爱。胡适把他的实用主义思想贯彻到大众文化之中,使得低俗不堪的文化居然也有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为了否定国粹,胡适煞有介事地提出三个问题:

    其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其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

    其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吗?人家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吗?难道没有别样的做法比这更好,更有理,更更有益吗?”

    胡适的设问分明就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尼采因为厌倦西方的工具理性而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胡适则因为厌倦中国传统文化而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尼采再疯他还坚守爱国的底线,胡适则以文化卖国为荣。

    胡适所为何来?用一个词可以概括,这个词叫做“哗众取宠”。胡适一生共捞取了35个博士头衔,而导致其成名的哈佛大学博士头衔却是有问题的。

    现在,知识分子被迫害的事件少见了,这并非知识分子受重视的佐证,恰恰相反,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漠视。我想起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说过的一句话: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些。

    (摘自《人类的自我毁灭》,华龄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4.00元)

知识分子正在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