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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了“常凯申”
日前，国内外多家媒体披露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前些时候，有北京大学教授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有著名经济学家将“aminoacid”直接翻译成“阿米诺酸”，而这神奇的“阿米诺酸”就是常见的“氨基酸”……学者在译著甚至用于评职称的专著中屡屡犯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书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相关责任编辑承认出版社没有校对这新增加的第三章，结果就是这15页的内容出了问题。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现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王奇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
除将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外，该书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Hsia Ching-lin)翻译成林海青；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T.A.Hsia)翻译成赫萨等等。
这次“常凯申门”是“韦氏拼音”所惹的祸!“韦氏拼音”在我国早已不再使用，但在国外仍流传甚广。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于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是比比皆是。
业内人士指出，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
武汉大学教授李世洞称，这类翻译笑话并不少见，数年前，自己就曾发现《现代史学的挑战》一书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翻译成“布雷顿·伍兹体系”。
学术成果是这样炼成的
对于学术著作中出现翻译错误闹笑话的原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高全喜称“学术书的翻译很多都是教授承包，然后找几个学生来做，自己审阅一下。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现在的学术制度”。著名翻译家蓝英年说，“这个人太不认真了，只要翻一下辞典，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我家里好几本词典上，把这个译名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上海《文汇报》记者王乐和姜澎在对部分大学研究生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时下某些研究生导师申请到课题项目后，“分包”给门下研究生“集体生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在大学的文科院系中更为常见。
有些学术译著、甚至学术专著，虽然署着教授的名字，但大部分工作却是由教授“分包”给自己的学生，让学生“代劳”的。某些大学的博导一看什么热门就跟风，往往是先确立一个大体框架体系，然后组织学生找来相关科目若干本教材、学术杂志与报纸，拿起“剪刀”与“糨糊”，“攒”出一本书。教授到时稍稍审阅一下文稿，学生也能同时在专著上署名，还有“工作补贴”，何乐而不为呢?
据某全国重点大学文科院系一名研究生透露，他就亲身经历过一次“生产过程”。“当时，导师已经立项，要出一本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译作。由于工程量浩大，除了仅有的几个研究生师兄妹外，不少本科生也被组织起来”。此后半个学期，每个学生的课余生活就基本被“分派”的翻译任务所占据。本科学生完成分派的章节后，再由研究生代为过目……如此层层审阅，最后汇总起来交到“老板”——即研究生导师手中。不久之后，该书通过出版社顺利出版。
某高校一名教授称，在很多情况下，导师就像“包工头”，让学生分头完成写书任务。有点责任心的学生会去翻资料，核对书里的专业术语和说法，但很多时候学生也就是完成任务而已，都要靠导师事后去细心核对，谁有那么多时间呢?有些教授一年要写五六本书，如果都这么细心，怎么可能高产!更何况有些学术问题，即使研究生也尚缺乏学养来应对，就更别提尚未系统接受严格学术训练的本科生了。由此，在一些著作中出现低级失误，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的不少学术著作和得奖论文，错误百出。大家都是把它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赚钱的手段。为了功名利禄，真的很悲哀。
抄袭盛行的学术界
而公然抄袭和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那就更让人感到愤慨了，因为这是公然的盗窃，是学术界的小偷。
2009年5月21日中午，一名网友在“天涯社区”论坛发帖曝光“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发帖人写道：“昨晚在期刊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无意中下载了这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学术造假的新闻、论文抄袭的故事咱也听多了看多了，但看到这样抄袭的还是第一次，这可是硕士学位论文啊……”此帖一经发出，在抄袭很普遍的学术界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被抄袭的论文来自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江苏省FEEP协调度研究》，作者为该校统计学专业学生曾康宁，答辩日期为2006年12月27日，网络出版时间为2007年7月16日。
对比两篇论文可发现，除了地名、统计数据以及一些统计指标的对比排序结果稍微改变之外，两篇文章基本相同，包括中英文摘要、目录、文献综述、提出的对策等，论文后附的参考文献内容和顺序一模一样。从答辩时间以及网络出版时间来看，很显然是有人抄袭了曾康宁的论文。
在习惯了“过度引用”、“雷同”的今天，人们还是“被雷倒了”，纷纷讶然“抄袭者也太省事儿了，只要动动‘替换键’就一切搞定”。发帖人小萧认为抄袭得太过分了。
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27日做出决定，抄袭者袁新被撤销硕士学位，收回已发放的硕士学位证书。
2005年1月10日，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网发布了一条信息：南开大学严肃查处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问题，宣布“原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2000届世界史专业(研究方向为美国史)博士毕业生张爱民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缘起——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历史条件》(以下简称张文)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专家对张文进行了两轮仔细核查，已确认张文有六十余页的内容系抄袭而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位委员会于2004年12月中旬召开了特别会议”，“建议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取消张爱民的博士学位”，“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已于2004年12底做出决议，取消张爱民的博士学位”。
现在不仅学生抄袭，连教授也抄袭。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湛匀是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其跨国投资战略》的过程中，被发现有两篇论文存在抄袭。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通报，陈湛匀发表在2007年第6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研究》，全文约9100字，其中抄袭2300字，抄袭率约为25%。发表在2007年5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一篇论文《四因素模型视角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研究》，全文约5500字，其中抄袭1660字，抄袭率达30%以上。上海大学日前已经免去了陈湛匀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撤销了其相关行政职务。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公布了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在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也没有多少大学，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显然，屡试不爽。
被金钱左右的学术刊物
《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一份叫《商业现代化》的刊物，每月出版三大本，每期近四百页，共二百多篇文章，以所谓“旬刊”的形式发行。但是，作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并非是“免费午餐”，更别说有稿费，而是要向刊物缴纳版面费，每页千元上下不等。这么一家在社会上知名度不大的杂志，仅2006年就敛财上千万，4年下来已收获数千万元，经济效益实在“好得很”。
如果学术刊物粘上了金钱，而且是大额金钱，学术腐败就难以避免了，因为刊物一旦唯“钱”是图，是非便没了标准，在金钱的驱使下，没有资格的论文却发表了，而有真见解、高水平的论文却得不到机会发表，评委会也被金钱所左右，长此以往，刊物上肯定会充斥大量平庸的“学术论文”。
根据全国高校资料中心的统计，高校文科学报数量已达到一千一百三十多家。学术期刊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高，甚至有学者提出，在精神产品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产地，而学报可能就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直言不讳地指出：“全国一千多份学报，大部分学校都是为本校的学术职务晋升或者是种种关系发表文章，连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标准都谈不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声名。”他毫不留情地说：“在精神产品方面，现在可以说，中国至少在文科方面恐怕是世界最大的垃圾产地，在这个方面，学报可能就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学报的两极分化特别厉害，说句不客气的话，真正办好的学报，我想不会超过30家，在这之外，可能也会发一些好的文章，但是大多数文章我觉得都是垃圾。”《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对于学报的现状也忧心忡忡。
而且，学报往往成为本校教师的自留地。四川某高校青年教师王芳(化名)读在职博士已是第四年，目前正忙着博士毕业，按照规定，还需要发表一篇论文。情急之下，她把文章送给了自己所在学校的学报，学报编委已经答应发表，只是要排大概两期的时间，因为前边已经有很多教师在等着发论文了。大学学报可以为本校教师发表论文提供便利，似乎已经是一个惯例。本校教师在外发不出去的文章往往在本校的学报上发表，学报的质量因此受到影响。
中国学术发展之忧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曾说过，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它有价值，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中国，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基础科学无人问津，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很多教授都忙于走穴和做些功利性很强的项目。
对于院士制度，丘成桐说：“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一名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所以，我预计20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中国数学家朱熹平和曹怀东有关“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公布之后。网络上曾很快出现质疑声。对此，丘成桐表示，这些人的姿态根本不是学术讨论，因为整篇论文长三百多页，一般的数学教授也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理解当中的内容。中国内地学术界对一个重大的学术议题一致反应冷淡，甚至排斥朱熹平，说穿了是中国学术界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担心这个成果动摇他们的地位，刻意把朱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压下去。
2002年，国际数学联盟在北京召开年会，中国数学会出面，负责安排中国的数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国际数学家年会的演讲人是对学术成就的很高肯定，但结果八个演讲人里，七个都是北京的。其他成就远远高于演讲者的数学家都没有机会发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国国内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后来被哈佛大学用最礼遇的方式邀请做访问学者，但当时，竟然连年会的邀请也没有收到”。
学霸横行，权力压制学术，嫉贤妒能，虽然并不是学界的主流，但也埋没了很多人才，极大地毒害了学术环境。
目前中国学者还没有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没有一位获得菲尔兹奖，真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学术界非常遗憾的事情。就连国内侧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也曾几度空缺。而国人引以为荣的神舟飞船上天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技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掌握，即能够准确、安全、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这大概是国人不太清楚的。
（摘自《中国策：新世纪、大视野与我们的治国方略》，武汉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6.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