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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0年06月01日 星期二

    中国自制飞机的幕后故事

    王 凡 东 平 《 书摘 》( 2010年06月01日)

        1954年7月26日清晨的江西省南昌市附近,3架飞机振翼腾空,在试飞站上空变换编队,做着种种特技表演。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发表了新华社的报道《我国自制飞机成功》,这标志着我国航空制造工业的光辉的开端。

    从修理走向制造的航空工业道路

        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我志愿军赴朝后,时有因不掌握制空权,地面部队和交通线处在美军空中威胁之下的情况。毛泽东指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敌机。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其实,早在1949年3月,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时,毛泽东就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那时,还只是初步的想法。

        而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随即着手研究筹划创建中国航空工业事宜。

        时任东北邮电总局党组书记兼第一副局长的段子俊,突然接到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召见的通知,匆忙赶到东北局驻地。一见面,李富春就告诉段子俊:“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要调你去工作,而且马上就组团到莫斯科,与(前)苏联进行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谈判。”

        关于中共中央筹建航空工业及赴苏谈判的具体精神,李富春向段子俊简介说:“一、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航空工业建设问题;二、在技术准备上,主要靠苏联的力量;三、工作如何组织起来、组织的形式,要认真而慎重地考虑。”最后,李富春说:“火车票已经替你买好了,今天就出发去北京。”

        段子俊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了在西花厅连续两次召开的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进行得很热烈。在会上,讨论更多的是发展道路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首先要解决的。

        针对中国先有空军,后有航空工业的特殊情况,周恩来叙述了由毛泽东审定的先修理后制造,再自行设计的航空工业建设方针。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的同时,就考虑以后转为制造厂的问题。

        周恩来在总结发言时说:“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

        会议还商定了组团赴苏联的事宜。关于谈判,周恩来已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打了招呼。会上定下谈判代表团由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组成,何长工担任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们交代说:“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什么基础,因此同苏联谈判,原则上是依靠他们,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成配套的航空工业,道路是由修理走向制造。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底子薄,还很穷,搞大的没有力量。”

    谈判获成功,中国航空工业就此起航

        1951年1月1日,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带着周恩来“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希望他们帮助”的一再嘱咐,在北京登上苏制“伊尔—12”型飞机,经赤塔前往莫斯科。

        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先单独约见了苏方的谈判主持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维是久经沙场的老外交家,曾出任过驻英国大使,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且谈吐举止幽默风趣。

        何长工俄语讲得不太好,但法语讲得很好,所以常用法语、英语、德语同维辛斯基交谈。维见何长工能操数国语言,很奇怪,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是位将军吗?”将军,对率兵打仗几十年的何长工来说当之无愧,但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用俄语答道:“我是个游击队员。”

        当何长工把话题引到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时,老外交家带着几分狡黠说:“关于创建航空工业,你们的困难是很多的,看来这笔生意不太容易做呀。”

        何长工说:“这有什么难的!毛泽东主席一个电报,斯大林元帅一批准就解决了。你真是个外交部长啊!可中、苏之间,大概应该讲内政,不应该讲外交吧?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工业基础薄弱,搞航空工业,没有苏联的帮助就寸步难行……”

        见维辛斯基还是一副外交家的审慎,何长工继续说道:“维辛斯基同志,你仔细想想,我们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容易夺取了全国性胜利,我们是带着胜利的旗帜,胜利的成果来跟你们谈判的。你们应该有信心帮助我们,你们不能老当‘总后勤部长’。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一万多公里的单线铁路,打起仗来,你们支援得上吗?帮我们搞起来,你们的负担就减轻了。”

        听了何长工的这一席话,维辛斯基诚恳地说:“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先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谈判当天,苏联方面组成了由维辛斯基负责的七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外贸部、国防部、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单位,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

        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开始时,苏方对中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理解。他们认为先谈修理的问题,制造是以后的事,此次不必考虑。何长工、段子俊反复解释了要有长远观点的意义,强调一开始就要从布局、土建、设备安装等方面考虑向制造的过渡。经过力争,苏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修理的规模,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修理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米格-15,雅克-11、雅克-18,拉-9、拉-11等。建设规模为年修理量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

        最费周折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一再坚持在莫斯科设计,送图纸到中国依照施工。何、段则反复指出这样难以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在选点、水文地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我们不能为修改与现实脱离的图纸,整天乘飞机往苏联跑。最后,苏方放弃了在其国内设计的原设想。

        谈判协议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与北京通了电话。周恩来接电话就急切地询问:“长工,怎么样?”何回答:“谈判顺利成功,明天可以签字。”继而叙述了争取到流动修理列车、设计在中国进行等条款。周恩来认为比较理想。

        本来,协议签订、斯大林点头同意后,代表团就可以回国了。但苏联有关部门具体展开工作,还要等正式的批文,因而考瓦里建议中国代表团留一个人,既等批文,还可以商讨一些具体问题。于是,段子俊被留在了苏联。

        段子俊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奉调受命筹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领域。因此在逗留苏联的日子里,他接连参观了苏联飞机、发动机修理厂,伊尔-14飞机制造厂,航空材料研究院,航空工艺研究院,航空轴承厂等部门,以加快加深对航空工业的了解和熟悉。

        3月末,从苏联一回到中国,段子俊立即投入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的紧张工作之中。为了保障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创建工作,进入运行,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于1951年4月17日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中国制造试飞成功,航空工业迎来“黄金时代”

        1954年7月26日清晨,在江西省南昌市附近,平素显得有些荒凉的国营320厂试飞站,突然人声鼎沸。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式平、省委副书记白栋材、空军副政委吴法宪、二机部四局的负责人、总顾问以及空军、海军、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领导,汇集在这临时搭架的主席台上。

        在简陋的飞机跑道起飞线上,三架军绿色的飞机翘首待飞。赵尔陆为飞机剪彩后,绿色的信号弹划破长空,三架飞机振翼腾空,在试飞站上空变换编队,做着种种特技表演。

        这三架飞机,是原计划中预定于1955年第二、三季度试制完成的雅克-18教练机。两天后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新华社的报道《我国自制飞机成功》。报道说:“7月26日,在某地隆重地举行了试飞典礼大会,在雷动的欢呼声中我国首批自制飞机飞上了祖国的天空。”报道称:“这是我国航空制造工业的光辉的开端。”

        自制飞机试飞成功的消息,引起了举国的兴奋。毛泽东的一位秘书,在与四局局长王西萍不期而遇时说:“这可是件大喜事呀!应当请毛主席题词,给工厂鼓励鼓励。”王西萍顺水推舟地说:“那再好不过了,此事就拜托你了。”

        后来,这位秘书捎话说:“毛主席在考虑生产技术上的事由他题词是否合适,还是由主管部门先起草个东西,送他看看再说。”王西萍随即起草了一封汇报信,送往中南海。

        8月1日,四局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嘉勉信: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320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7月26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18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两年后的同月,米格-17喷气式战斗机也制造出来了,并试飞成功,比预定计划又提前了一年。9月8日,庆功大会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局诞生地沈阳召开。聂荣臻元帅、国家科委主任韩光、司法部部长史良、轻工业部部长沙千里、建材部部长赖际发、军委装备部部长万毅等,都到会观看了飞行表演。

        周恩来亲自批准,奖金两万元,鼓励试制单位。毛泽东也分外高兴,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这些成就都诞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航空工业由此崛起,因此航空工业战线的老人,都称那个时期为航空工业的“黄金时代”。

        (读者秦国贞摘自《红墙记忆——大事件小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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