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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2010年06月01日 星期二

悼念乔福山先生

彭 程 《 书摘 》( 2010年06月01日)

    编者按:

    《书摘》杂志社创办人之一、第一任主编乔福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4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78岁。

    惊闻此讯,杂志社全体同仁深感悲痛,原主编彭程特为此写了一篇追忆文章,文章饱含深情,同时也道出了《书摘》同仁的心声。

    4月25日上午,到办公室后不久,就从电话中得知乔福山先生——我们都习惯于称呼他老乔——在头一天晚上猝然辞世的消息,极为震惊,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是对方搞错了。这怎么可能呢?虎年春节前几天,我还曾去西便门附近他的家里看望,坐了近两个小时,感觉和上次约半年前的见面相比,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更晚一些,3月中旬的一天,还和他电话上聊了大半个小时,话筒中传来的声音,和往昔一样,那样浑厚、和缓。一切都没有什么异样,怎么可能突然间撒手人寰呢?

    多么希望这不过是谬传,但遗憾这却是一桩铁的事实。向他的子女打听后得知,他是4月中旬突然发高烧,数日不退,去友谊医院检查,才发现已是癌症晚期,当即住院并发了病危通知。从住院到去世,只有十二天的时间。旬日之间,却已是天人暌违,让人在悲痛之余,不禁深深喟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

    一天中神思恍惚,老乔的音容笑貌,不时在脑海里片断地然而生动地浮现出来。

    我是从1988年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起,开始和老乔接触的。我得知,这位面容和善、言辞不多、处事谨慎低调的长者,是北大西语系英文专业毕业,其后又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可是非常高的学历。后来我去编文艺副刊,版面是由老乔分管的,和他接触更多了。他介绍我去向一些老作家约稿,记得有端木蕻良、丁宁等,并多次向我谈起过约稿和编稿的心得体会等。他的话不多,很平淡,但很实在,很到位,让我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到了成为一个合格编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1992年,老乔从文艺部领导的职位上卸任,去创办《书摘》杂志。我就是那个时候被他再三动员,来到杂志社工作的。此后十多年中,和他朝夕相处,更深刻地了解到了他的为人和学识,从他身上学习到了更多的东西。

    敬业,踏实,认真,细致,是老乔一贯的工作作风。作为杂志的创办人、首任主编,老乔在刊物的内容定位、风格确立、栏目设置等一干事情上,都殚精竭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为杂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杂志的发行、广告等经营方面的工作,虽然是他完全陌生、且也不擅长的领域,但他也勉力而为,联系友人帮忙,打听有关信息等等,须知以他一向的为人,是羞于向人张口、求人帮忙的。其后多年间,《书摘》杂志发行量不断上升,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是与发轫之初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密不可分的。饮水思源,老乔功不可没。

    从1958年参加工作来到光明日报社,到1992年来创办《书摘》,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在报社文艺部,先后任编辑、文学组长、副主任、主任,等等。这样,他和很多文坛艺苑的泰斗都认识和熟悉,人脉丰富,他的文艺理论专著《文艺伦理学初探》,就是钱钟书先生题写的书名。《书摘》杂志创刊一周年时,不少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撰文、题词或寄来书画表示祝贺,有季羡林、黄宗江、宗璞、韩美林等人,都是他凭借多年的交情联系来的。

    几年后,因为年龄关系,他从《书摘》杂志主编位置上退下来,但仍然承担了不少的编辑工作。因为他对杂志的感情,也因为杂志的发展离不开他。每篇经他手摘发的稿子,都编辑得很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杂志上有两个颇有影响的首发稿件栏目“京华随笔”和“缩微景区”,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编。这两个栏目是固定栏目,用稿量大,每期都有;且难度也较大,前一个栏目刊登的都是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的文章,作者都是大家和名家,是各种报刊争相约稿的对象,约到他们的稿子不容易;后一个栏目,是中外优秀的长篇小说的缩写和评论,要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从鱼龙混杂的当代创作中,选出优秀之作加以介绍,是需要专业知识、开阔视野和不俗的鉴赏力的。不管是论学养还是论人脉,这两个栏目都非老乔莫属。在编这两个栏目的好几年时间里,他不辞辛劳地联系作者,联系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有时还要以年迈之躯,去作者家中登门取稿。在这两个专栏刊发的文章,后来都结集出版了,销售得很不错,社会反响良好。

    等到他彻底从《书摘》工作中退下来,差不多已经是2003年底了。虽然不参与具体工作了,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杂志的发展,电话中就数次说起过最近哪本书值得介绍,哪部文学作品值得推荐,可以找谁联系,等等。

    老乔的为人,更是有口皆碑。在《书摘》杂志社,乃至整个报社里,大家都一直称他为老乔,这固然因为当年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一样,文化单位里人们之间不习惯以官衔职务相称,更因为在老乔身上,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谦谦君子气质体现得尤其突出。在杂志社职工眼中,与其说老乔是一位领导,更不如说是一位和蔼的长辈,一位耐心的老师。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年,杂志社曾经组织职工带家属到东北兴城海滨休假,那时我的女儿才几岁,十分顽皮,老乔很喜欢她,记得他曾对我说过盼着自己尽快有个孙辈,体验一下含饴弄孙的乐趣。如今,女儿已经上高中了,说起来,还依稀记得那位好脾气的爷爷。

    老乔退休后,除了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问候外,差不多每年我都会到他家中探望两三次。每次几乎都要聊上一两个小时,话题范围很广,社会时政,世态人情,报社的近况,交往的老朋友的情况,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写作打算,对子女工作紧张忙碌的操心,对孙辈上幼儿园、上小学的牵挂,等等,内容远比在单位时要多。我送上新出的一册散文拙作求教,他认真地看过,打来电话谈对文章的感受,说为我出书感到高兴,鼓励我多写,听得出来他的欣慰是由衷的。去年春节前去看他时,他送我两本健康内容的图书,说到了你这个年龄也应该注意保健了,不妨看看,还说他买了不少送给友人。每次告别时,他都感谢我去看望他,且总是说你工作忙,以后不要来了,打个电话就行,但看得出来他对我的到来是十分高兴的。

    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您生性安静,不与人争,生活简朴,烟酒不沾,种种习惯都符合长寿者的生活规律,一定会“仁者寿”。老乔很高兴,说退下来这么多年了,也并没有感到自己精力体力有明显的衰减。孰料未过几年,他却被病魔猝然击倒了,只能让人感叹命途难料、天地不仁了。此时感到最后悔的,就是这些年中应该更多去看望老人几次,陪他聊聊天。

    晚上回到家,看着书架上排列的厚厚一摞《书摘》杂志的合订本,不禁黯然神伤。许多与老乔有关的往事又一次纷纷浮现,历历在目,而彼此间却已是阴阳阻隔。聊以自慰的是,老乔虽然离去了,但这些凝聚了他的心血的刊物不会被忘记和弃置,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已经寄寓于篇页之中、字行之间,以另一种形态而永久存在。

    老乔,请放心,您为之付出辛劳的《书摘》杂志,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不但《书摘》杂志社的同仁们会长久地铭记和缅怀您,《书摘》的广大读者也会深深地感谢您的。

    老乔,您一路走好。

    ——追记于2010年5月5日夜,是日乔福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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