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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 2017年11月05日 星期日

    杨绛之父杨荫杭:教育孩子独立,胜过当第一

    主笔_李文星 供图_视觉中国 设计_杜亚娜 《 留学 》( 2017年11月05日)

        小时候,我学习还算努力,但成绩并不优秀。那时候我半开玩笑地问过我的母亲(虽然当时叛逆的我并不怎么听其意见):“是不是很希望我考第一?”母亲也很应景地没好气的回答:“无所谓”。

        然而中国的家长,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所有家长,有几人对这一点是无所谓的呢?这个泰国的视频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并不想让孩子当第一的家长是多么的令人感动,这种感动超越了国界,是一种对于人性层面的“恨铁不成钢”的自我抗争,可以算作是人类发展史以来的永恒痛点。

        杨荫杭:“我只教育我的子女能够自立。”

        从幼儿园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作为孩子的我们就开始不停地与“邻居家的孩子”竞争。很不幸,由于大部分孩子都没有那么优秀,所以我们一路都在这种悲观主义境遇中被一挫再挫,直到进入社会,而后我们成为父母,也同样将这种似乎源于家长“本性”的期盼香火般延续下去。

        直到我认识了杨荫杭,这种我一直也习以为常的“本性”才被渐渐得以改变。

        一九二零年,年幼的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其父亲杨荫杭在上海租赁了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

        二零一七年秋天,据当年杨绛到上海的时间约莫相差百年。此时我的人生坎坷不顺,心里正为自感愧对父母亲的期盼与寄托而懊丧。一路行走在北京留学路上,两旁的银杏树叶已俱黄,本已悲凉的心绪又平添了一丝忧愁。然而路口的一个拐角处,我发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书店,因为无事,我便一头钻了进去。正是这一次与这个小书店的邂逅,让我认识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家长—杨荫杭。

        我在书店看到了杨绛的文字—《我在启明上学》。文中记录,当时的杨绛只有十岁,随父母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启明女校。

        杨荫杭(杨绛父亲)当时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谈何容易。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毁损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只教育我的子女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偿劳动教育”

        为了让孩子学会独立和争取,杨荫杭为孩子专门设计了一款“有偿劳动”教育。

        杨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

        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对这帮“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

        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

        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

        “爱的体验”教育

        除了“有偿劳动”教育之外,杨荫杭也和妻子唐须?共同完成了对孩子的“爱的体验”教育。

        杨绛对母爱的体验特别深: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即杨绛)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我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所有孩子,她都很疼爱,和颜悦色,从不横言厉色。

        终日忙忙碌碌的唐须?毕竟也是一位很有知识素养的女性,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得以消遣一会儿。

        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她也看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道:“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杨绛告诉母亲:“她就是苏梅呀。”她很佩服母亲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杨绛上小学回家后,做完功课,就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她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父亲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杨绛则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

        每天清晨早饭后,杨绛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她专司剥壳。中午饭后,吃点儿点心,完毕,孩子们“作鸟兽散”,让父亲歇午。

        杨荫杭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所以,她常陪在父亲旁边看书。冬天时只有她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

        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到时候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不出声……一幅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

        不得不说,像杨荫杭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物质社会的高速发展,似乎遗失已久。现在的家长更多的想让孩子争取“眼前的胜利”,比如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某项竞争中胜过别人,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好”工作等,实际上是锻炼了孩子的“小志向”,使其在既有的空间里想方设法挤入“既得利益集团”,从而过上所谓的舒服的生活。但此种选择也导致孩子逐渐失去了“大志向”,也就是在无论何种境遇中都能展现完整人格的“独立精神”。此番对比选择,恐怕需要有“大智”的家长才能理性判断,而杨荫杭,正是这样一位在世俗生活中,实现了完整“人格独立”教育的拥有“大智”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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