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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 2014年06月05日 星期四

    留学生的战争

    特约撰稿_马想斌 发自西安 编辑_王楠 《 留学 》( 2014年06月05日)

          导语:甲午海战从大的层面来说,是中日两国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从小来看,则是裹挟在时代当中,中日留学生之间一场个人无法选择的战争。

          有个段子说,法学院的学生是一半同学在抓另一半同学,金融学院的是一半同学在收购兼并另一半同学,师范院校的是一半同学在辅导另一半同学的小孩,影视学院的则是一半同学在睡另一半同学的老爸…… 

          当然这种情况似乎只适合于这个节操尽碎的年代,但类似的逻辑却一直存在着。在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120年前的甲午海战。甲午海战从大的层面来说,是中日两国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从小来看,则是裹挟在时代当中,中日留学生之间一场个人无法选择的战争。

          甲午海战中轰碎同学情谊

          今年又是一个甲午年。120年前的那个甲午,是中日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西方的军事战术和技术,以及西方式教育培养的一代军官,进行一次空前惨烈的战略决战。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输给了明治维新,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歼灭,当然西学中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美梦,也因此毁灭了。 

          用诗人的话来说,渤海上炮弹相撞,听到的都是强国梦碎的声音啊。如今细细回想,其中味道依然杂陈。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指挥作战的参谋部次长曾留学德国,海军舰队的高级指挥官和舰长多人留学欧美,陆军多名将领留学法德。“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曾于1876年留学德国学习海军。“浪速”舰长曾于1871年留学英国,“秋津洲”舰长留学美国。

           而中国海军参战舰只的几乎所有舰长都是留英学生,而当年一批“留美幼童”多为大副等中级军官。中国军舰“济远”的舰长,36岁的方伯谦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第一批留英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济远”的帮带29岁的大副沈寿昌,是第四批“留美幼童”。“超勇”舰长黄建勋是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留学法英;“扬威”舰长林履中是第三届船政学堂学生、曾赴德国协驾“定远”铁甲舰,后赴英留学,毕业于高士堡大学。 

          尽管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这些中日两国的海军将领是否为留学时期的同班同学,但从各自留学的经历来看,留学期间相互没有交集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各为其主的战争,是异常残酷的,所有的同学朋友情谊都会让位于国家利益。

          最终,在这场海战中,中国5艘军舰沉没,日本5艘军舰重伤,日本取得梦寐以求的黄海渤海制海权。

          可终归是钢刀归钢刀,情谊归情谊。在残酷的战争中,依稀能看到中日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所结下的情谊。史载,1895年2月21日下午,被卸去所有武器的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得到日军许可,装载6具灵柩离开威海驶往烟台。灵柩中有3位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自杀身亡的提督丁汝昌、舰长刘步蟾、林泰曾;有两位“留美幼童”—沈寿昌和黄祖莲。当“康济”舰舰长萨镇冰(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驾舰离港时,汽笛低回,细雨迷蒙,日本军舰降旗鸣炮。

          留学生“总理”间的交锋

          炮火较量之后,紧接着便是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谈判桌上,依旧是留学生之间的交锋。中方以游历西方且推崇西学力促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为代表,身边三位参事官,都有着非凡的能力,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其后成为民国外交总长。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之手。

          而日本,以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为主,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 

          战争的胜负已经决定了谈判桌上几无回旋余地。最终以耻辱的《马关条约》,给甲午海战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之后,国内出现的东渡日本留学热,一批热血青年为了民族之振兴,在日本忍辱负重,刻苦学习,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生最终都选择了回国服务和发展,为近代中国磨练出了一大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军事政治人才,造就了一批爱国者和革命家。最为典型的,就是发起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力促民国成立以黄兴为主的同盟会员…… 

          中国留学生为何不敌日本留学生 

          很多人,都基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来思考中国近现代的转折走向以及未来。但鲜有人追问,同样是向西方学习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为何落败于日本留学生。或许,从大师严复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一段传言,能够窥出其中的端详。 

          传言称,严复与伊藤博文是留学英国的同班同学,而且留学期间的成绩,严复经常第一,伊藤博文只能屈居第二。但各自回国后,两人的际遇完全不同,清政府对严复十分冷淡,仅仅谋得一个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员;而伊藤博文回到日本后,天皇亲自迎接,并许以首相职位,力促日本的改革。

          当然,这只是一段子虚乌有的传言,已经被学界证伪。仅从年龄上,严复生于1853年,比伊藤博文年幼12岁;两人的经历风马牛不相及。但传言背后,却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背景。在19世纪末年,中国的西学人才几乎无可能涉足政治,影响决策,更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可见,政府对待留学生的态度需要积极起来,如果跟对待像孙中山、洪秀全、黄巢这些落榜生那样冷漠,很可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辛亥革命,一帮清政府送出去的留学生把清政府给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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