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千年水道转化为“声音景观”

　　荣获第15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作品奖的大型民族交响诗套曲《大运河》，由青年作曲家郑阳历时三年创作。这部长达八十分钟的作品，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如何以自身独特音乐语汇，讲述气象万千的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实践范例。

　　在结构上，作品由序曲、终曲及六个乐章构成，通过“天、地、人”多重视角，将家国命运、商贸民生、水利智慧等历史元素，交织在同一叙事框架中。音乐的推进逐层展开、深入，形成一种不断积累和回环上升的结构走向。作品以序曲《开河》为起点，随后六个主体乐章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黄金水道》运用弹拨乐的声响特质，描绘出运河物质繁荣的景象；《漕运沧桑》则通过低音乐器主题的层叠推进，转入时间纵深，奏响承载历史兴衰的深沉旋律；《江河万古流》借笙协奏的形式，将视角从工程奇迹转向人与自然共生的命题；《舟楫通南北》运用“犯调”等手法，表现运河在文明互鉴、融合中的作用；《运河明珠》以阮族乐器串联南北民谣，描绘运河两岸多样的民俗风貌；《醉千秋》则引入京剧青衣的无词吟唱，将民间文化凝练为国粹美学的意境。终曲《大河·天下》汇聚了前面几个乐章的音乐动机，在音响上做了一个整体性回应。整部作品成功地将大运河从一条物理的水道，经由历史与文化的廊道，塑造成一条“精神的河道”，完成了气势恢宏的艺术建构。

　　在音乐效果上，郑阳不仅运用了乐队常规的合奏效果，更注重发掘不同乐器在音色、演奏方式、文化联想上的表现力。如，在《黄金水道》中，他充分发挥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弹拨乐组的优势，大量使用琵琶、阮、柳琴等乐器在高音区的密集轮指、滚奏和快速琶音，形成西方管弦乐难以复制的“颗粒状”音响效果，更贴合千帆竞发、波光粼粼的画面感。在配器上，《漕运沧桑》多次通过同一音乐主题在不同乐器组（从低音唢呐到低音笙再到全乐队）间的转换和叠加，制造出一个具有巨大张力和压迫感的听觉空间，增强了音乐的重量感和时间感，仿佛历史的多重叙事层同时扑面而来。更重要的是，作曲家赋予关键乐器相对稳定的“功能角色”。笙在多处承担连接与对话的作用，其和声特性被用来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在《江河万古流》中，其金属簧片的刚劲与竹木管身的温润，隐喻古代治水哲学中“疏堵结合”的辩证智慧。阮族乐器因音色温和、中庸，被塑造成“水”的听觉化身，润泽、融合着南北风情。这种“乐器角色化”的处理，使乐器不仅服务于音响效果，也传递出一种富有哲思的文化表达，拓展了民族乐队叙事抒情的深度与广度。

　　作为一部以听觉为核心的艺术作品，《大运河》为运河文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视觉展示的进入方式，用深邃的器乐语言，将千年水道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声音景观”，让人们在聆听中理解运河所承载的时间厚度与文化关联。《开河》的仪式感、《漕运沧桑》的历史律动、《运河明珠》的温润脉搏等一系列丰富意象，将空间感受与时间记忆结合，使今人与历史之间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情感联系，增加了人们认知和理解运河文化的维度。该作品使当下人们对大运河的阐释，从以视觉为主的物质层面，拓展到了以听觉为媒介的精神情感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这张国家文化的声音名片具有重要的公共文化价值。

　　《大运河》的意义不止于为一条河流立传，更触及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长期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当代语境中确立自身的表达方式，进而走出中国民族管弦乐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一步。中国音乐的现代化叙事，绝非简单地以民族乐器去演绎西方交响化的语法，而必须回归自身文化的母体，从其独特的美学观念、叙事逻辑与音声体系中，生发出能够承载复杂历史与人类共通情感的当代语言。这部作品的成功实践，恰恰在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将西方“交响诗”的宏大结构框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脉络之中。它让中国乐队的独特语汇不仅仅是异域风情的点缀，而且是构筑史诗叙事本身的核心材料。通过这种“以我为主，化合中西”的创作，《大运河》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民族交响乐完全有能力以其独有的音色体系、时空观念和哲学表达，去言说自身的历史沧桑、诠释自身的文明智慧，并以此清晰地标定属于自己的坐标，以其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开启一条通往未来的、充满文化自信的“新航道”。

　　（作者：石莹，系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与作曲学科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