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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28日 星期三

    全景式梳理百年中国工人文学史

    作者:王勇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28日 14版)

      “回味、咀嚼中国工人历史印记,为伟大的工人阶级立传、画像:以文学史的形式反映中国工人阶级从苦难抗争再到当家做主人的历史,记录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的工人生活,便于后人真切地触摸历史。”这是《中国工人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腰封上的几行大字,准确而鲜明地概括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学意义。

      由李惠敏、田丰、陈国元等人共同完成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较为完备的中国工人文学史。中国文学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的史学书写传统也非常深厚,但文学史的出现则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了。百年来,各种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但有关中国工人文学的史著屈指可数。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无论是从中国工人文学的叙述时间长度,还是所涉及作家作品之多,抑或所涉及地域之广、文学体裁范围之宽,这本《中国工人文学史》都可以称作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文学史。同时,我国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戏剧史,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断代史、流派史、乡土文学史等,但唯独缺少一部工人文学史,这本书填补了我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学术空白。

      这部作品注重从概念入手,从根本上厘清了工人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它重点考察了工人文学与工业题材文学和工业文学不同的内涵,指出“使用工人文学的概念,就避免了工业题材文学概念的局限,能够将所有属于工人范畴的人物均纳入其中”。同时指出本书中所用的工人文学概念是广义上的,“创作者可以是工人作家,也可以是其他作家,只要他创作的作品在内容上反映的是工人生活、工人命运,即为工人文学”。可见,本书所使用的工人文学概念要比工业题材文学或工业文学的概念更宽泛,可以将更多的作家或作品纳入文学史的书写中。同时,工人文学的概念更具包容性,该著作就是要以工人为中心,“以文学史的形式为中国工人阶级立传”,同时也是“以文学史的形式为中国工人阶级一百余年的发展留痕、画像”。

      《中国工人文学史》规模宏大,以97万字的规模,涉及作家上千人、作品万余部,尽可能丰富地收录工人文学的作品。工人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相对较弱,长期以来作品底数并不清晰,材料也较为零散,缺乏系统的整理,专门从事工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很少,这些都给本书的撰写带来极大的困难。以李惠敏为首的课题组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搜集资料,理清底数,设计结构,出色地完成了书写任务。本书的内容极其丰富,既有对作家的基本情况、重要作品的详细内容、作家作品特色价值的记述,也有对中国工人文学起源、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的勾勒,既有对中国工人文学主题风格、作家作品特色的分析,也有对中国工人文学现象、学术价值和影响的评述,完成了对百年来中国工人文学的全景式叙述,可以算得上中国工人文学的百科全书。

      该书的基本框架采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既有的时段划分、叙述逻辑和文本形式,以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文体为编,划分为四大板块,以历时性发展为经线,建构起板块分明、线索清晰的叙事体例。在每种文体当中,根据作家的创作情况,或单独设章,或单独成节,或几人成节,或只在概述中体现。通过章节的设置,为作家确定不同的文学史地位。

      本书中为作家设有专章的是小说家草明和剧作家田汉。这种设置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史学眼光和审美判断。书中在谈到草明时写道:“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草明的文学成就不算突出,以致有的文学史著甚至会遗漏草明的名字。然而在中国工人文学史上,草明的贡献和地位则是十分突出的,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工人文学史上,草明是不可替代的,书中引用了贺敬之对她的评价:草明是“一生写工人的唯一中国女作家”。正是由于她一生写工人,且取得了重大成就,所以本书为她设立了专章。对于田汉,本书认为他“当之无愧是30年代工人戏剧创作的翘楚”,他有关工人的戏剧创作多,影响大,在30年代的“创作成就明显超越其他作家”,同时也非常客观地指出田汉的工人戏剧创作“尽管数量可观”,但“缺乏思想深邃、艺术精湛的经典之作”,“未能传之久远”。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本书为草明和田汉都设立了专章,给予他们很高的文学史地位,但同时也客观、冷静、辩证地指出了他们存在的问题。我非常认同作者的史学眼光和学术判断,他们根据自己的史学原则和艺术标准,作出科学的、合乎历史且经得住推敲的史学判断。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在阅读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和巨大收获。

      相较其他更成熟的文学史著作,这部《中国工人文学史》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一是本书在介绍作家作品方面,用力较多,评述较为详细,但理论性似乎不够,特别是整体上的概括梳理、综合提升、史学定位方面略显不足。二是在内容的详略和篇幅比例上,个别地方显得不够协调。有的作家被列为专节,但其文字比重有时还不及几个作家合节中的某个作家的篇幅大。三是从整个体例上看,散文部分没有为作家或作品列出专节来,显得概述性内容较多,重点不突出、不鲜明。四是虽然著者在写作过程中下了很大功夫,试图把尽可能多的作家纳入文学史中,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有遗漏。就笔者所知,1922年《东方杂志》第19卷第23号、24号曾经发表梦雷的小说《微波》,这是一篇明显反映产业工人生活的作品。这份杂志1923年20卷10号还发表了梦雷的《学艺》,这是一篇关注学徒生活的小说,也没被收录。当然,文学史料浩如烟海,作者难以做到穷尽,这不必过多苛求。

      任何一部史学著作,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更何况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对此作者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序言中写道:“百年中国工人文学史的发展或许还有诸多缺陷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应该首先正视它的存在,理性对待,并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总结经验、挖掘资源,为迎接后工人文学的更大辉煌创造条件。”我相信《中国工人文学史》不仅是一部开创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继往开来的著作,它继承了前辈学人的学术积淀,也必将为未来工人文学的繁荣发展创造条件,为工人文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指引。

      (作者:王勇,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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