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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有《文侯之命》一篇，为周平王策命晋文侯而作，而《史记·晋世家》乃误以为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之辞。究其缘由，乃是因为司马迁对东西周之际若干重要史实缺乏了解。
张冠李戴
《史记·晋世家》：“五月丁未，献楚俘于周，驷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晋侯三辞，然后稽首受之。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于是晋文公称伯。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
《晋世家》此节文字，可分为三部分：前、后两部分皆为记事之文，叙述晋文公五年与周襄王及诸侯会盟之事，中间部分插入周天子策命晋侯之文，为记言。文中叙事部分基本袭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之文。然《左传》记载周王策命之辞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与《晋世家》策辞口吻内容显然不同。《晋世家》策文不见于《左传》，它又是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取自《尚书》。
《尚书·文侯之命》云“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与《晋世家》策辞相对应；《晋世家》称晋侯为“父”，同《尚书》而与《左传》“叔父”异；“圭瓒”一词，《左传》所无，《世家》取自《尚书序》。据《晋世家》，晋文侯名仇，为穆侯之子；而晋文公名重耳，乃献公之子。
《尚书序》说：“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据此，《文侯之命》为周平王赐晋文侯之命，而《晋世家》所载，则是晋文公与周襄王之事。《晋世家》载，晋自文侯至于文公，其间历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缗、武公、献公、悼子、惠公、怀公十余君，据《十二诸侯年表》与《晋世家》，晋文侯与晋文公间隔一百余年。司马贞指出：“《尚书·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晋文侯仇之语，今此文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数悬隔，勋策全乖。”（《晋世家索隐》）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近乎离奇的疏漏。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疏漏，是因为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史料，司马迁未能见到。
携王事迹
携王名余臣，是幽王之弟。幽王为犬戎所杀，诸侯与大臣共立余臣为天子，在位二十一年，举足轻重。但他的名字与行事却湮灭不彰，偶见吉光片羽，亦往往与《国语》《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的记载格格不入。探求携王事迹暨相关历史，需对散见于文献中的碎片加以拼接整合；同时需要对相关史料加以甄别，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历史真相。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历叙武王、成王、康王、夷王、厉王、幽王、携王、平王、惠王、襄王、灵王、景王之事，而云：“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左传》将携王与历代周王并立，而称平王为“王嗣”，知当时携王居于正统地位。清华简《系年》说幽王死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可与《左传》互相印证。
《尚书·文侯之命》：“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平王自谓：自我即位，国家多难，无老臣辅佐，不能成事，真心希望长辈诸侯为我分忧。幸而有人相助，我得以长期安定在位。文中表彰晋文侯功绩，表明他最初未能得到诸侯支持，得文侯相助，方坐稳天子宝座。《文侯之命》多次称晋文侯为“义和”，乃称其字。“义和”与其名“仇”相对。《文侯之命》说文侯“扞我于艰，若汝，予嘉”，证明晋文侯因拥戴平王而受到嘉奖。
《竹书纪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二引）清华简《系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竹书纪年》与《系年》详略不同，立场、文辞亦有差异，但基本事实一致：幽王死后，（诸侯）大臣立其弟余臣为王，携王在位，时间长达二十一年，最后为晋文侯所杀。
结合清华简《系年》《竹书纪年》《左传》《尚书》的记载，可以确认：幽王被杀之后，宜臼并未顺利继位。携王为诸侯与朝廷大臣共同拥立，是堂堂正正的合法君主，且在位时间颇长，是西周历史无法绕过的人物。
晋文侯与周平王
周平王策命晋文侯，是因为他辅佐周室，功勋卓著。《尚书·文侯之命》赞扬了文侯辅佐平王的功绩，但叙事未详。清华简《系年》叙述了具体事件：“（幽王灭）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
综合《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系年》等文献记载，晋文侯辅佐周王室的功业主要有：
第一，杀携王，立平王。《竹书纪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二引）清华简《系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竹书纪年》都认定：幽王死后，携王继位，最后为晋文侯所杀。《系年》还明确记载“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携王与平王争夺权位，晋文侯坚定拥护平王，对平王夺取和巩固君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狐偃劝晋文公“勤王”“继文之业”。《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郑伯傅王，用平礼也”，谓襄王以平王享文侯之礼享晋文公。《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复二文之业，弛周室之忧”，“二文”指晋文侯仇、晋文公重耳。二者并称，正以其功业相似。
第二，夹辅王室，助周东迁。晋、郑两国在周室东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左传》隐公六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平王东徙，主要依靠晋文侯、郑武公，故曰“晋、郑焉依”。《国语·周语中》也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国语·郑语》说“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韦昭注：“文侯，仇也。定，谓迎平王，定之于洛邑。”《左传》宣公十二年随季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清华简《系年》说文侯迎立平王，“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后汉书·南蛮传》云：“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则文侯亦有征伐蛮夷之功。
以上几件大事，《史记》只字不提，似乎晋文侯与周平王全无瓜葛，极不寻常。
司马迁的盲区
携王为诸侯朝臣所立，居天子之位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携王，立平王，又与郑武公助周东迁，为拥立平王之元勋；周襄王继父而立，在位十余年，得到诸侯拥护，王子带与襄王争位，其名不正。对于周王而言，晋文侯废立之功，远超晋文公纳襄王于京师。幽王殒命，太子废黜，携王被杀，周室东迁，为周王室空前剧变。《史记》重视天下成败兴亡，叙述历史详变略渐，对于晋文侯与携王、平王之间发生的事件，理应详载。而《史记》于此数事，均付阙如。《晋世家》：“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史记》本纪、年表、世家有十余篇记载犬戎杀周幽王及周室东迁之史实，皆未提及晋文侯杀携王、立平王之事，甚至未出现携王名号。《周本纪》云：“（幽王死）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直接将拥立平王之功归于申侯等人，而与晋文侯无关。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司马迁未能见到相关史料。晋国有两位“文侯”，前后翼戴天子、夹辅周室，司马迁只知其一，不知有二，这是他误用《尚书·文侯之命》的根本原因。
《史记·六国年表》言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十二诸侯年表》称吕不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被烧灭的诸侯史记为“尚古（上古）”资料，即春秋以前之史料。幽王之灭、周室东迁，正好包括其中。此段历史纷繁复杂，加上王室正统之争，相关资料可能遭到人为剪裁改造乃至有意销毁，面貌变得模糊不清，《史记》记载东西周之际历史，多有阙误，或与诸侯史记残缺有关。《六国年表》序言隐含的这种无奈，正表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品格，对此，我们不必苛求。
（作者：赵生群，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