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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党的二十大指引的方向·教育笔谈】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强调“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那么，究竟什么是优势学科，它的特征是什么？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有何不同之处，其实现路径又是什么？本文就此进行探讨，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1.什么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
在日常语境中，优势学科是一个语义相对模糊的概念。如何理解它，取决于人们言说的具体情境。例如，对教育决策与管理者而言，优势学科通常是指在学术界整体学科布局中，那些相对其他同类更具实力的学科。诸如早期的国家重点学科、如今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学科水平评估中的A类等级等等，往往被视作优势学科的外在标识；对于特定高校而言，则是指在高校内部的学科总体布局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学科，它的参照对象是校内其他非同类学科。如很多具有深厚传统的行业特色高校的主干学科，因为学科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各种资源相对富足，因而在校内获得了远胜于其他学科的地位；而对于学生及家长而言，他们理解的优势学科或专业，则往往是指那些具有更好的发展与就业前景的学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涉及优势学科的具体表述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显然，这里的优势学科不同于上述理解，它其实是以特定领域的国际同行为参照对象，指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在人才培养、思想引领、知识生产与应用、重大理论发现、工程技术开发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且能够为国家战略目标实现提供支撑乃至惠泽全人类的学科。从这一站位来思考，可以说，上述其他关于优势学科的理解，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各种指标评价、排行奖项等外在标签，高校内部的“顶峰地位”，毕业生的就业率、升学率以及薪酬水平等等，虽然均与学科优势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但都显得较为局限，如果满足于此，难免掉入“小富即安”的窠臼。这也意味着，目前我国的优势学科特别是“双一流”学科，都需要进行突破性变革。一句话概括：它们需要主动加入跨国性竞争，在全球生态链中凸显自己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
2.国际上优势学科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一个学科如何明确自己的定位、确立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优势，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毕竟制度环境不同，不同学科的既有基础、知识属性、学术文化、组织形态之间也存在差异，很难从中概括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只是在外在特征上，我们大致能够发现其某些共性特征，譬如，国际上大多数优势学科都拥有一大批一流学者，研究资源相对充裕，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与很好的口碑，吸引了海内外大批出色的学子，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卓越表现，等等。然而，这种常识意义的特征描述并不能给我们多少有益启发，因为问题的根本在于通过什么路径或策略加快建设，使得我们的学科能够具备上述特征。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国际上不同机构中不同学科的优势形成并没有显著的共通性，反而表现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此，仅以欧美某些大学为例，尝试做些归类分析。
第一类，有传统累积优势的大学与学科。如哈佛、耶鲁、牛津与剑桥等有悠久历史、深厚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其基础学科大都实力雄厚，这些大学往往以相对稳定的制度和经济待遇，利用品牌效应吸引并严格遴选出不同学科领域的卓越学者、优秀学子，给予其自主探究、自主发展、自主学习的机会与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学习资源、科研资源互享的高智力共同体。一代又一代才智出众的师生，专注的科研氛围，融洽的人际关系……诸多因素构成的坚实保障，使这些大学的几乎所有基础学科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进而使学校与学科不断巩固优势且逐渐放大，形成马太效应。
第二类，融入乃至引领技术潮流的大学与学科。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以理工科学特别是工程科学见长的高校，其理科的基础实力虽不及第一类机构，但也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在工程科学领域，几乎所有学科在国际上都具有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这种优势既源于历史积淀和卓越的智力资源，更在于它们与政府、产业界始终维系的互动关系。承担政府的大科学或大工程项目，参与国家实验室项目，利用科技园区保持与高科技社区之间的即时互动，与产业界包括各种工程师协会组织之间密切联系……如此等等，不仅为这些高校的工程学科赢得了大量外部资源，而且能在与产业界的互动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拓展新领域。由于工程与技术的复杂性，以工程见长的高校内部也往往创建了大量的多学科与交叉学科平台。如，MIT设有60多个校级中心、实验室与项目平台，以计算科学与工程中心为例，它是一个对接苏世民计算机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建筑与设计学院、管理学院等科研教学机构的跨院系跨学科平台，旨在针对相关问题开展合作研究，并培养跨学科人才。此类学科的优势，往往还体现为：能够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应用、技术开发与产品研发之间的结合，支持学者成为该领域的创业者，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条件，营造良好的科技创业生态，等等。简言之，工程类优势学科的亮点，不仅在于高影响力的理论成果，还在于其旺盛的成果转化、技术研发与创新创业活力。
第三类，具有独到优势的特色学科。主要是指艺术、卫生、公共管理、教育、医学、工商和法律等领域的学科。不容否认，由于存在“品牌效应”，大多数特色优势学科主要分布于传统综合性大学。这主要是因为，知名综合性大学对优质师资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且有相关优势基础学科作为支撑。此外，大多数特色学科因为有良好的就业机会与市场前景，往往能够吸引更多人脉以及其他优质资源，促使高校对其更为关注、更多投入。当然，在综合性大学之外，也有部分专门学院，如一些艺术院校的设计、音乐、美术和表演等学科也具有突出优势。
放眼国际，这些优势学科的形成路径，虽无法也不应照搬套用，但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某些启发。
3.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
如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
第一，高水平智力资源是关键。优势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是国际一流学者与才智出众、思维灵活的学生，特别是对基础学科而言。优渥的待遇固然是吸引卓越人才的基本要件，但最为关键的是相对稳定的制度与环境。这些人才都通过了严格的遴选，对他们要避免频繁地干预和刺激，杜绝学术界以及校园内部各种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寻租行为，鼓励“谋事”而非“谋权”“谋人”，形成自由宽松、公正透明的良好氛围。让有才智之人淡泊功利、自由探索、自主发挥、自我发展，让思维灵活、有想象力、有价值追求的学生能够享受到智力的趣味和创造的愉悦，这是吸引全球高水平智力资源、促进优势学科良性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今天的学术界，一个国际性的优势学科得以确立，是荟萃众多优秀人才、给予其健康成长空间的结果。一流智力资源的管理，需要的是视野开阔、公正无私、低调谦和、善于协调关系的管理者。我们要在学术制度与文化上增强对国际一流人才的吸引力，这是当前中国优势学科建设中需要高度重视的方面。
第二，大科学与大工程驱动是外源。国际上一流大学的众多科学与工程领域优势学科的确立，多与政府重大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驱动有某种渊源。大科学与大工程项目的实施，会提出众多有待突破的复杂理论与技术难题，围绕系列关键性问题组织研究，这不仅为学科的理论应用创造了条件，而且能够促成不同学科领域、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学科交叉与融合方式开辟新领域乃至生成新学科。大科学与大工程项目的推动者，主要是政府与产业部门，大项目特别是大科学项目耗资巨大、风险高，因此必须经过严格的系统性与可行性论证，严格遴选参与者，强化项目分包者的责任，以尽可能避免资源浪费。除此之外，大科学项目需要有超前眼光、长远布局、理性规划和持续投入，围绕关键性的科学问题以及项目进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有条不紊地开展有组织的综合研究。头脑发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仅无助于项目最终目标的实现，反而会因大起大落而妨害优势学科的发展。
第三，加强与产业界的融合是必需。对于大多数具有应用取向的基础学科如材料科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以及所有工程与技术学科而言，应当始终保持与产业界之间的融通，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学科理论与技术的应用为学科发展赢得更多资源，而且能够获取行业中最为前沿、最为关键的相关信息，拓宽学科研究视野。具有应用取向的优势学科，不能脱离行业与产业的前端，如果封闭自守，该学科的理论与技术研究乃至人才培养方案一定会落伍于产业界。因此，以合理的制度设计分类引导应用学科参与产业前沿研究，以服务于产业核心理论与技术突破，这本身就是其学科实力的体现。除此之外，如何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促进应用学科的理论成果转化，让教师成为跨边界的学术企业家，让学科成为沟通学术与产业的枢纽，这也是提升应用学科水平的基本路径。
第四，加强机构与学科之间的交往合作是保障。学科建制的基本形态为院系，即使在倡导跨学科交流的今天，传统院系的存在依旧有其合理性。众多实践表明，大拆大建的学科组织改革往往因为缺乏认同感、归属感与安全感，而难以吸引和稳住优秀的人才队伍。然而，院系的组织边界不宜成为学科间交往的障碍。学校可围绕社会发展面临的众多系统性难题创建大量综合性研究平台，支持教师在不脱离院系的前提下参与相关平台项目的合作研究，如此一来，不但能够承担起大学的社会责任，而且可以强化不同学科增进人类福祉的使命感。参与平台的交流与合作，能够惠及各自所在院系的学科发展，并通过创造与实现价值获得持久的发展资源。
最后，有必要重申的是，我们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同时也要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开展平等交流与合作前提下的国际竞争，从而获得学科发展的充沛资源与有利条件。加快建设优势学科，比较容易实现的环节是增加经费、硬件设施与设备，优化吸引国际一流学者的物质待遇，但比较难的是，构建吸引与稳住国际一流智力资源的学术制度与科技文化环境、夯实自主培养卓越人才的能力基础。这是关系到整个教育与科技体制的系统性难题，尤其需要进行全局性的观念变革、行动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作者：阎光才，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