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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对亲情的书写成就了古今中外无数文学经典。19世纪后期至当代有三位西班牙语美洲诗人——何塞·马蒂、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胡安·赫尔曼，跨越时代力量的诗歌语言和对难以割舍的亲情的述说将他们联系起来。
何塞·马蒂的父爱
何塞·马蒂（1853—1895）是古巴革命者、独立战争领袖和民族英雄，他为古巴独立事业和人民自由奋斗终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批评家，是西语美洲文学现代主义的先驱，以明快坦率的风格和真挚激越的情感著称，其诗文和散文在西语美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何塞·马蒂文学创作的主题，大多与他的革命生涯紧密相连，表达对祖国深沉的热爱、高尚的情操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伊斯马埃利约》（1882）是他的第一部诗集，被视作西语美洲最早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作，却难能可贵地展示出何塞·马蒂的另外一面：何塞·弗朗西斯科是何塞·马蒂唯一的儿子，马蒂称呼他为“伊斯马埃利约”，这部诗集正是以儿子的名字命名。在诗集收录的15首诗作里，马蒂毫不吝惜笔墨与情感，描述自己对孩子的喜爱、珍视甚至宠溺；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拥有强忍意志、将毕生精力献给革命事业的民族英雄，而是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怀有无限深情，会因孩子的一举一动而牵肠挂肚、或喜或忧的普通父亲：“他皱起眉头，/我惶恐不安；/他喊叫呻吟，/我像女人一般，/脸色变得刷白；/他的血液，/激励着我瘦小的血管；/他的情绪，/使我的血液奔腾或干涸！”（《小王子》）。
在《我的小骑士》这首诗中，马蒂写道：
每天清晨
我的小宝贝儿
用热吻
将我唤醒。
叉开双腿
骑在我前胸，
将我的头发
编作马缰绳
他如梦如痴
我如痴如梦。
我的小骑士
刺马向前行：
脚丫儿做马刺
情意多么浓！
我的小骑士
玩得真高兴！
他的小嫩脚儿
我吻个不停，
虽说有两只
一次就吻成！
这份欢闹亲昵与千万个普通家庭中日常上演的戏码一般无二，使人感到幸福和温情似乎就在眼前。然而，考察诗歌的写作背景却发现，这些诗歌竟是诗人在远离家人的孤独之中写成的。1881年，何塞·马蒂在加拉加斯创办《委内瑞拉杂志》，但不久就遭当局驱逐，杂志停刊，他被迫侨居国外，而他的妻子也已经带着儿子离开了他，返回古巴。在革命事业受阻、家庭关系陷入僵局的双重苦闷中，马蒂对亲情的书写便有了一丝不同的意味。他通过诗句缔造出一个理想中的欢愉亲昵的家庭，在抒发对亲人的强烈思念和牵挂的同时，也排遣着现实的挫败带来的苦闷和疲惫。他在前言中写道：“儿子：我惧怕一切，躲到你这里。我相信人类的改善，相信未来的生活，相信美德的作用，我相信你。”
不少研究者都指出，马蒂在《伊斯马埃利约》中描述孩子的时候，大量地使用与白色相关的意象，如“白嫩肩”“白嫩的手”“两只洁白的小翅膀”“神秘的百合花”“金山上的白雪”“孩子在白浪中飘荡”“一个赤身裸体、白胖胖/聪敏活泼的小国王”等，给人带来十分明亮、光明的印象。何塞·马蒂推崇艺术的自由表达，他对传统的诗歌韵律进行创新，但反对过分雕琢语言，喜欢使用自然、朴实、坦率的表达方式。对他来说，白色正是其所推崇的纯粹、单纯、简洁的象征；而他心目中的儿子，无论是外在还是心灵，都是最纯洁无瑕的。
《伊斯马埃利约》中的儿子，无疑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形象，一个真实与虚构的结合体，承载着诗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在诗作中，儿子的形象是多重的：他不仅是淘气的小宝贝，任由诗人父亲尽情抒发父爱，弥补在现实中未能完全实现的呵护和陪伴，还是一个调皮的缪斯，成为诗人创作灵感的来源；他还是一头雄狮、一个骑士、王子，同时又是国王。在这个以亲情为情感基调的诗歌世界里，他的光明、强壮、恣意无畏带有一种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使他的创造者获得面对逆境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他经过时/黑暗变成光明，/如同阳光/刺破乌云。/我必须披挂上阵！/小王子要我/重新投入战斗。”（《小王子》）
真挚汹涌的父爱、积极光明的意象、自由清新的语言、日常与想象交融、明朗纯净的诗意空间，《伊斯马埃利约》在今天读来依旧能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和审美共鸣，它也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拉丁美洲新诗之光”“美洲诗歌的珍宝”和“超越时空界限的诗”。
米斯特拉尔的柔情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是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西语美洲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米斯特拉尔的写作情感丰沛真挚，在《绝望》《柔情》《塔拉》和《葡萄压榨机》等诗作中书写爱情、亲情以及对世界的理解。除了诗人，她还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曾担任乡村中小学教师、校长，并曾参与墨西哥教育系统改革。
《柔情》（1924）是米斯特拉尔的第二部诗集，关于创作的初衷她曾写道：“我一直想写出一种新的儿童诗，因为现在流行的诗歌无法满足我；一首童诗并不因其是童诗而不再是诗，而是应该比其他任何诗歌更细腻，更深刻，更能浸润心灵，与灵魂的气息共振。”这部诗集不仅在西语美洲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在儿童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诗集中收录了多首诗人创作的童谣、摇篮曲，字里行间透露出细腻深沉的母性情怀，温柔动人。我们发现，其中很多首诗都分享同一个意象，即睡梦中的孩童。或许对于一位母亲以及想要成为母亲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欣赏熟睡中的孩子更能唤醒母性的温柔，并带来纯粹的幸福和满足感。例如这首《发现》：
我走在田野上
遇见这小儿郎；
发现他睡着了
在麦穗中央。
也许是那个时候
在葡萄园徜徉
寻找葡萄的叶子
却碰到他的脸庞。
因此我有些害怕
当自己进入梦乡
他会蒸发掉
像葡萄园的冰霜。
在诗人眼中，这“小儿郎”如此令人珍视，却又格外轻盈脆弱，她变得患得患失，生怕孩子在她睡觉的时候消失不见。这种情感，为人父母者或许都不会陌生：对稚子的怜爱，一种隐隐的担忧，既毫无来由又挥之不去，既令人烦恼又有些甜蜜，触碰到了一个母亲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和最甜蜜的忧愁。又如《沉睡》这首诗，将蛤蜊、鱼儿、流水、藤萝等动植物和孩童酣睡的情态联系起来，生动可爱，唤起无限母子柔情：
前额多平静，
两鬓多安详，
小脚像两个蛤蜊，
两肋像鱼儿一样。
他梦见了晨露，
太阳穴汗渍斑斑；
他梦见了仙乐，
身体在微微发颤。
你听他稍稍气喘，
宛似流水潺潺；
睫毛在轻轻动弹
就像藤萝的叶片。
请你们不要碰他，
他睡得那样香甜，
直到自己醒来，
让他随心如愿……
《柔情》中还有一类具有教育意义的诗作，在道德、行为方面对孩童进行劝诫，但是米斯特拉尔笔下的诗句并无丝毫说教口吻，而是十分亲切自然，令人在情感上愿意接受。例如在诗歌《家》中，家的氛围是如此明亮、温暖，被爱意包围：“孩子，餐桌已摆好，/像乳酪一样洁白，/四周蓝色的墙壁，/陶器放光彩。/这是油，那是盐，/几乎会说话的面包在中间。”诗中的母亲把自己对土地的崇敬与热爱传递给下一代———“黑色的土地竟开出了雪白的香花”，还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孩子，即使自身富足，也要懂得体谅他人的苦难，保持敏感和共情，并隐约透露出对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向往：“如果别的孩子没有，/你也别动它，/手会感到耻辱，/最好别去拿。”
米斯特拉尔出生于智利北部的埃尔基山谷，该地区是世界最长褶皱山系科迪勒拉山系的组成部分。变幻莫测的气候、复杂多样的地貌深刻影响着出生在这片土地的人们，塑造着他们的面孔、品格、日常生活甚至命运。对于米斯特拉尔而言，大自然是在她诗歌创作中始终存在的关键因素，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奠定了其写作的某种基调，正如她在《关于科迪勒拉山系的散笺》中所透露：“生于斯长于斯的山里人，习惯了大山的魔力，一睁开眼就与大山私定了终身。”而在诗集《柔情》中《雏菊》这首诗里，米斯特拉尔笔下时而狂暴威严、时而野性不羁的大山似乎也因母爱而变得平和安定，它和母亲们一起，守护和养育它最珍爱的孩子们：
母亲们从山谷观看
在高高的草地上面
看见一朵巨大的雏菊
那就是我们在山坡上围成的圆圈。
她们看见一朵疯狂的雏菊
有时弯腰有时直立，
有时解散有时聚集，
那就是我们在山坡上做的游戏。
人与自然，情感与景观，在米斯特拉尔笔下融为一体，她在大地和自然现象中感受到一种超越个体、更加宽广和深刻的母性力量，在这般力量下，人与自然的交融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从前我没有见过大地真正的形象，大地的身姿犹如环抱自己孩子的妇女，她那宽阔的肩膀抱着她的幼崽（那是动物及果实）。我渐渐明白一切事物的母性的含义。凝视着我的山脉也是母亲，傍晚时分，雾霭有如孩童，在她的肩膀和膝头嬉戏……”
胡安·赫尔曼给母亲的信
胡安·赫尔曼（1930—2014），是阿根廷著名诗人，被视作当代最杰出的西班牙语诗人之一。他自幼展现诗歌天赋，从11岁开始发表诗作，一生出版诗歌和散文集40余部，曾获得阿根廷国家诗歌奖、聂鲁达诗歌奖、索菲娅王后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等。赫尔曼将诗歌理想与社会承诺结合在一起，他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认同，支持社会正义，坚决反对独裁，也因此遭到迫害，从1976年开始被迫流亡，13年后才被允许返回阿根廷。军政府的暴政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伤害，他的儿子和怀有身孕的儿媳被绑架并杀害，孙女在儿媳囚禁期间出生，直到20多年之后才与他团聚。赫尔曼还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任新华社驻阿根廷记者，四次到访中国，还曾经“重走长征路”。2009年，他在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获得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
《给母亲的信》被认为是赫尔曼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描述母亲因癌症去世，流亡在外的诗人错失与亲人告别的最后时刻，并因此悔恨和痛苦。诗歌在第一句便交代了母亲的死亡：“你死后二十天我才收到你的信/五分钟后我知道你已经离开人间”，而后他开始絮絮地抱怨，怨母亲为何不能多等自己一刻，旋即又陷入无端的自责，怀疑是自己的家书而非疾病造成母亲的死亡：
你／阻止死神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不多等我一点？你为我的生命
担惊受怕？／就用这样的方式将我照看？／
在你面前我从未长大？／你身体的某一部分
依然活在我的童年？／因此你
从自己的死亡中将我驱赶？／就像从前？／
因为我的信？／你凭直觉判断？／
透过文字表面的“抱怨”和竭力克制却难以掩饰的非理性话语，读者可以轻易在充满张力的文字间捕捉到强烈的情感，那是失去至亲的绝望和痛苦，面对亲人离世而无能为力的强烈自责，以及没能赶在母亲临终前见她最后一面的遗憾和悔恨。
然而这首诗所触及的主题却不仅是死亡和离别。这是一封给母亲的“信”，也是一首长诗，诗人采用第二人称“你”，用日常化的语言和近乎口语的表达展开叙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长诗中的大量疑问句，诗人不断地对母亲进行追问，同时也是与自我意识乃至潜意识进行对话，涉及丰富的主题和层次。他不厌其详地对母亲早年的经历进行确认，以碎片化的方式断续勾勒出母亲作为流亡犹太人命运多舛的人生：幼年时经历火灾，被从火焰中救出而失去亲人，青年时经历战乱，缺衣少食，颠沛流离。他询问和求证自己出生和童年经历的零散片段，提及儿时玩耍的小木马，在街巷深处传来的歌声以及记忆中母亲对自己的哺育、拥抱和照料。没有惊天动地、感人肺腑的亲情故事，却在对生活日常细枝末节的描绘中透露出对亲人的深情和依恋。他执着地对母子关系反复进行思考和发问，探求亲密关系之于生命存在的意义：“儿时/我曾是你？/你曾是我/曾属于我？”，“你让我做儿子/我让你做母亲的奇迹/贴近你的距离”，“你孕育时不想我成为另一个人吗？”；他甚至质疑话语和诗歌创作的意义与方式：“你的悲伤和快乐？／你毁掉自己，和我一起，如同话语在话语中？/我因此而写诗？”“难道语言就是汇集起来的灰烬？”在由追问串起的流动式叙述中，诗作的内涵显得饱满、丰富，将个体生命的历程与公共历史的述说杂糅一处，将复杂情绪的感性抒发和对哲学、艺术等问题的理性哲思融为一体，展现出巨大的情感和文字张力。
在诗歌形式方面，赫尔曼在《给母亲的信》中采用他惯用的一种创新的形式：取消首字母大写，颠覆某些文法与句法，利用间隔符号和语句非常规的跨行制造特殊的节奏感。他在这个由自己缔造的独特文本世界里，回忆、再现，甚至徒劳地试图挽回在现实中已经逝去的亲人，也在续写着其诗歌创作中持续出现的某些主题：历史与日常，遗忘与记忆，语言与创作，无尽的痛苦和深藏的希望。
（作者：蔡潇洁，系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外国诗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