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母亲

  母亲之于子女，是生命永恒的光亮，照亮了孩子的人生之路。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茅盾的父亲沈永锡属于务实维新派，母亲陈爱珠从小就“跟老秀才学会了读、写、算，还念过不少古书”，又因为家塾中授课的是茅盾的祖父，不但授课内容陈旧，“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不管，自顾出门听说书或打小麻将去了”。因此，待茅盾到了开蒙的年龄，沈永锡干脆不让茅盾入家塾，而在家中由陈爱珠教授。沈永锡为茅盾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说》《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陈爱珠从《正蒙必读》中抄写好《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后教给茅盾，又将《史鉴节要便读》用浅近的文言编写，“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陈爱珠知书识礼，善于治家，她把结婚“填箱”钱放在钱庄上生息。这些钱除了为丈夫买书、治病，主要用于培养茅盾及其弟沈泽民。沈永锡病逝后，陈爱珠恪守丈夫的遗嘱，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两个孩子身上。尤其对茅盾，管教非常严格，母亲要茅盾“做个有志气的人”，以此作弟弟的榜样。她支持两个儿子“离开家乡，离开她，去经风雨，见世面”，去革命。茅盾、沈泽民兄弟两人走上革命道路，得益于母亲的“启蒙和教导”及“鼓励和帮助”。因此，茅盾晚年说：“回顾我一生走过的道路，总是免不了要想到我母亲给我的影响。”茅盾无限地怀念母亲，“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母亲啊！我怀念她——她是我的好母亲，好老师！”

  巴金也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母亲教巴金认识“爱”字。这不是知识的教育，而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熏陶。作为孩子“世界的中心”的母亲，“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体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这样一个大家庭中的母亲，虽然也有许多逆境和困苦，但是，她从不曾在子女面前“淌过泪”，也不曾流露“悲伤的话”，她承担了世界的灰暗色调，传递给子女的永远是爱的暖意，“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因此，在“回答‘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时，巴金最先想到的就是母亲。母亲所分享的爱意，巴金又把这些爱意分享给整个世界，分享给所有的人，“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巴金的母亲可谓“以身体之”“力行近乎仁”。她春风化雨地培养了巴金的人生信条和社会信念。

  老舍称自己的母亲是“我的真正的教师”。老舍出生时正好是北方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北京最冷的日子”，由于老舍母亲已经四十一岁，是高龄产妇，生产时昏死过去了，“半夜才醒过来”。老舍父亲死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老舍母亲的身上，靠给人洗衣裳和缝补衣物维持生计，白天洗一大盆一大盆的衣裳，晚上则在小油灯下缝缝补补。当二十五岁的瘦弱的老舍远渡英国，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常常一个人坐在炕上发呆”，担心自己的儿子能否健康归国，不知有多少眼泪暗暗流下。“老舍爱花，爱清洁，爱整齐，守秩序，这些习惯都是从他的母亲那里学来的。”“老舍直到成名和晚年，一直坚持自己动手收拾屋子，取水浇花。像母亲一样，老把那些小瓶小罐、茶壶茶碗、桌子椅子，擦得干干净净。衣服不求讲究，只求整洁，包括稿子，也永远是那么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老舍继承了母亲的优秀品格，也继承了母亲的美好性格。他从母亲那里获得了最宝贵的“生命的教育”。“我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越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老舍待人和蔼可亲及其温柔敦厚的幽默恐怕都渗透了母亲的深远影响。

  夏衍的母亲徐绣笙是一个具有“近代性格的人”。虽然她“识字不多”，但是通情达理，淳厚温仁，思想开通，不迷信。“她从不讨厌邻近的穷孩子到我家里来，也从不禁止我和这些野孩子们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东西省下来送给邻近的穷人，是她唯一的愉快。我长大了之后从日本或者上海回来，总带给她一点糖果和食品，但是她自己并不吃，瞒着我们偷偷地送给那些终年赤脚的孩子。”母亲对夏衍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夏衍曾说自己的笔名即来自母姓，母亲姓徐，百家姓中，徐氏一族“生于夏、衍于商”，“夏衍”之名即由此得来。

  史铁生有一位“疼爱儿子”“理解儿子”的母亲。她默默地守护着双腿残疾的儿子，希望儿子“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她“润物细无声”的生命教育，让儿子明白了：“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她给予史铁生的是自我拯救，“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由此，史铁生才发现，为母亲而写作的愿望在他写作的全部动机中占有多大的比重。

  正如冰心诗中所写：“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伟大的母亲像天空中璀璨的星星一样，永远照着孩子们的路途和灵魂的归路。

  （作者：李玉辉，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