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特征是自主性与本土化，它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同时也是知识有序组合的整体，具有体系性与系统性特征。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经世致用的理论知识，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理解、解释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并观照和影响全球公共管理实践的中国智慧。数字时代的来临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建构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数字时代契机

  与多数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中国公共管理知识的早期积累主要源自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公共管理理论，并在中国场景中检视其适用性，它在补充与拓展已有公共管理理论的同时，解释并影响着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改革开放伊始，我国重点关注政府的组织与运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政府部门设置，大量招录启用专业技术人才，着力构建以专门化、技术化等为特征的政府科层体系。这一阶段开展的政府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要求的提出就是典型例子。这些做法与公共管理理论经典范式——公共行政范式相吻合，即在组织架构上遵循科层制结构，在运行方式上体现科学管理理论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给中国公共管理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只关注政府组织形态和运行效率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现实治理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积极采纳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张，引入企业管理的原则方式，在内部开展政府流程再造、构建考核激励制度、完善部门间与政府间竞争；在外部主动优化政府职能，向市场、社会放权，并寻求与市场、社会合作，通过混合所有制、合同外包等方式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征，例如超越新公共管理范式意义上的合作治理模式得到广泛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治理”替代“管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向。在这方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就是典型案例。基于这些前沿探索，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在全球范围内逐渐从跟跑转向并跑。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演进与理论研究之间存在一定表征关系，但那些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型塑而成的公共管理理论越来越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更无法形成内源于中国历史与当代实践且具有体系性的完整叙事。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数字时代，已有公共管理理论对当下及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越来越有限。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正造就一个在性质上与工业时代迥然不同的数字时代。以大数据方法为代表的新型数据科学，带来海量异构数据资源的快速积累、高效管理、深入分析和价值挖掘，为优化社会运行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资源；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现代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在大数据资源上构建强大的智能模型，甚至可能超出单个人类个体的智能水平；以5G技术为代表的高速移动通信，为全时空、全流程、全场景的公共管理实践提供了信息基础设施；以云计算为代表的弹性计算基础设施，为上层信息产业或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其他实践提供了低成本、随时随地可访问的计算服务资源，或将整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对数据进行治理和运用数据进行治理，都迫切要求包括中国公共管理在内的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予以有效回应并形成积极引领。

  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再到数字化发展和数字中国战略，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正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已成为全球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的最大试验场，并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的先发优势。随着“整体智治”、数字化改革、一网统管、接诉即办等一大批数字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数据业已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资源与基础性分析单元。与公共管理相关的数据呈现指数级积累与汇聚，公共管理部门的数据生产和分析能力也呈现飞跃式增长，人工智能与人脑智能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交织融合更为广泛，一种数据驱动的新模式正快速重构公共管理实践的基本原则、问题域、组织形态、战略方法等。同时，作为具有颠覆能力的新兴技术，数字技术如果是一匹良驹，可以帮助经济社会向前飞奔，而脱缰的野马则会造成毁灭性伤害。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需要理解技术、运用技术，更需要驯服技术，通过治理变革来为技术应用配上鞍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作用，推动数字技术向善。已在数字时代走在前列的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将实现从过去的跟跑、并跑转向领跑全球公共管理。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数字时代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加快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紧紧围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层面的核心内容协同推进。

  在学科层面，积极运用数字技术革命的前沿成果，探索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范式。范式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建构数字时代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传统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中广泛融合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通过理论与工具的迭代融合，探寻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新领域、新议题、新方法。例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显著改变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或在以往公共管理关于组织、资源与政策的讨论中，新增关于数据治理、数据与组织交互、人机互动等新议题；自然语言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多智能体仿真等将显著改变公共管理研究能力，对政策文本、公共话语、微观博弈过程等复杂素材和场景实现精准刻画，这将大大扩展公共管理研究的议题丰富性和场域多元性；人工智能生成式大模型的应用，可能让数字技术超越其工具属性成为治理主体，为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学术层面，倡导和激励有组织的公共管理研究，充分结合当下中国日新月异的公共管理实践，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范式革命的最终体现在学术体系革新。概念、理论和方法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体系的基本组成单位。建构数字时代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充分认识到当下及未来公共管理实践的超复杂性与多样性，尤其是数字技术与公共管理的深度融合，带来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字空间组成的复杂场景，也带来了个体、组织、数据等多元主体关系的复杂交织。这些颠覆性改变将触发哲学思想、科学理论、工程设计等多维度、多层次的全新研究需要。因此，亟须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推动建立有组织的科研模式，通过培育创新团队、建设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等，探索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和工具方法创新。同时，引入工程思维，探索公共管理工程实验室等科学理论与应用实践的衔接平台，推动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

  在话语层面，深入挖掘中国公共管理的原创性完整性叙述，面向全人类、面向未来讲好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在严格意义上，中国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并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中国的公共管理知识，而是公共管理知识的中国类型。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全球公共管理普遍知识之中。因此，建构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当下与历史实践，挖掘其中体现主体性、本土性的中国概念，形成关于中国公共管理的原创性完整性叙事；同时，需要基于现代传播方式，充分考虑数字时代的发展态势，形成面向全人类、面向未来的公共管理自主话语体系。当然，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理论阵地的建立与拓展，以及传播模态的更新与完善。为此，需要积极建设和发展中国公共管理期刊以及公共管理学术组织，提升基于本国语言与话语的理论建构和学术创新能力，更好地在国际上形成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阵地；另一方面，充分结合数字时代传播的新特征，积极运用AR、VR等新技术，构建虚拟互动的多模态传播形式，让公共管理知识的中国类型更好地融入乃至引领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建构数字时代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公共管理案例库、数据库，推动本土化教材体系建设，并结合数字时代新特征，优化公共管理人才的全生命周期自主培养体系。教材自主是推动学科自主、学术自主、话语自主的基础性工作。建构数字时代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入挖掘数字治理方面具有原创性、引领性的前沿案例，同时，建设一系列具有实践与理论重要性，且体现数字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特征的数据库，为公共管理自主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优质、丰富的素材资源。在自主教材体系的基础上，着力打造政产社学研多元参与的开放式公共管理教育平台，推动公共管理育人方式从知识型教育向理论型、实践型、创新型并重的教育模式转变；坚持适应时代与引领时代的标准，形成基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人才培养链，将经典理论、当下需求和未来引领的内容充分融入全周期人才培养过程之中，为数字时代公共管理实践提供丰富的人才资源。

  数字时代的到来犹如一场壮丽日出，一下子照亮了新世界的形象。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将是型塑这个时代特征的重要变量。当代中国的数字发展，提供了建构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它的加快推进与成功确立，将为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发展与治理，为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更大成功提供重要支撑，也将成为数字时代中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支点，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作者：郁建兴、黄飚，分别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