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蕴含的文化向心力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笔谈】

编者按

  一笔一画诉春秋,一撇一捺绣风华。汉字，历经几千年风雨涤荡，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汉字不仅是记载、保存和传承悠久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汉字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作用与意义，是汉字史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当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学界一般认为，战国后期隶书的出现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先秦是汉字形成与发展的“古文字”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肇始、中华民族奠基的关键时期。几千年来，汉字与中华文明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互相成就。汉字不断，中华文明才会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从根本上保障了汉字的持续和稳定。

前奏

  文字的创制与使用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苏美尔、古埃及、中国等古文明都伴生有自源文字体系。相较于其他早已不再使用的楔形文字、圣书字，汉字的使用持续不断且历久弥新。

  汉字如何产生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自源文字系统，此前应经历过符号素材逐步积累、文字使用需求不断提升的漫长发展过程。

  早在7500年前，舞阳贾湖遗址的龟甲、石器上就有16处人工刻划的符号。西安半坡、上海崧泽等地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刻划符号，不过多数一器一符，鲜有符号组合，因此还不能视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余杭南湖发现了一件良渚文化的黑陶罐，其肩腹部有连续的八个符号，已很接近原始文字，大概与用箭镞、陷阱捕获某种野兽有关。这是先民用符号记录语句的一次认真尝试。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满天星斗般散布着众多文明，不同区域都开始了对记事方式的艰辛探索。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符号与后来的甲骨文有直接承续关系，但这为后来汉字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符号素材与宏阔的文化背景，是汉字形成的前奏。

创制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成体系汉字是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墟甲骨文，其使用主体是商王室贵族。与此同时，陕西周原发现的先周甲骨文，在行款、用词上虽与殷墟略有差异，但文字上却属同一个系统。二者可能具有共同的源头，承继自龙山——二里头文化遗产，其年代与文献中的夏和早商大致重合。汉字真正意义上的创制应该就在这一时期。文献上，《尚书·多士》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国语·晋语》也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清华简·尹至》通过伊尹之口描绘夏桀“虐德，暴童，亡典。”可见，在周人的记忆里，夏代便已存在文字书写的典册。此外，甲骨文本身也透出不少信息。比如，甲骨文语序固定，语法结构、书写规则统一，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中不少象形字，如鬲、酉等更接近前甲骨文时代的考古遗存。这些线索都与文献中的“夏典”时代吻合。

  考古学者认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合成性质，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交汇融合。以传说中黄帝为代表的中原文明逐渐成为不同族群的共主，跨区域的经济、技术、礼制互动日益频繁。二里头时期，从陶器群的分布可以看出，中原政治地理空间得到大幅开拓，此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又进一步扩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如何突破时空限制而准确有效地传播成为迫切的政治需求。与此同时，具有宫殿宗庙、大型礼仪建筑的城市逐渐崛起，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权力中心内，此前各种记事方式的整合与统一成为可能。

  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可以说，此时汉字应运而生已具备了历史文化条件。

传播

  汉字系统中字形和字义的关系相对稳定，而与语音的关系相对疏离。这样的文字特点或可有效加强不同地域族群间的沟通，与广域王权国家模式相适应。

  西周王朝建立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成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周人分封的地理空间已相当辽阔：北至琉璃河燕国，南至随州叶家山曾国，东至山东齐国，都出土过不少周初铜器，与商代相较，出土金文的数量与地点都大为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年诸侯国青铜器形制大多与周王畿相同，器形、纹饰、工艺上看不出明显差异，尤其是铭文书法，不少甚至可视为一人所书。可以看出，伴随着大分封，周人及其制度、文化实现了跨区域流动，汉字从中原四向流布，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了一次大规模传播。

  东周以降，“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春秋中期开始，东土列国文字开始变异，形体结构与书写风格都与西周文字渐行渐远。到战国时代，各国文字面貌出现了较大分化，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政治上不统一，各国文字逐渐萌生了各自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文字使用阶层扩大，新产生的俗写字、新造字等也往往只在各区系内通行。至战国中期，汉字基本形成齐、燕、晋、楚、秦五系面貌。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的列国纷争，也同时终结了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的传统。“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告别了战国时代的“文字异形”。除了文字形体的统一，秦的文字政策也包括用字习惯的规范。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更名木方，很可能移录自朝廷的诏令，从中可见秦代“书同文”的具体措施：正字用与正字形并重。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是“书同文”政策在全国推行的保证；与此相应，统一的文字也推进了社会与思想的整合，有力保障了官僚科层制的有序展开，成为国家权威的象征。

隶变

  文字学家一般认为，“隶变”开始于战国中后期。除了汉字本身的发展外，郡县制与户籍制的开展是汉字隶变的重要催化剂。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开始县制的推行。战国后期，以郡县制为代表的集权政体开始形成。随着秦版图不断扩大，每占领一地便意味着会产生大量的文书与名籍、户籍，这些无疑都必须通过文字来实现，汉字的书写需求呈爆发式增加。随体诘诎的篆书书写费时费力，很难满足繁杂的行政需求。因此，“解散篆法”——拉直婉曲的笔画，减省繁复的偏旁是提高书写效率的必由之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秦代一石为百二十斤，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百二十斤”则为30公斤。根据换算，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30公斤可以书写31万多字。可以想象，如果全国公文书都使用标准的篆书，政府的行政效率将会大大降低。

  “书同文”政策的施行，加之秦隶的行用，在农业文明的交通与组织形态下，一大批从事专业文字工作的文法吏、刀笔吏支撑着帝国行政运转，以隶书为媒介的文书簿籍使得“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成为可能。

  经过秦汉进一步的隶变，汉字系统不断调整规范，汉武帝时期由古隶迈入今隶，形体风格进一步蜕去古文字遗迹。从西汉中期到魏晋，新隶体、行书等新兴字体逐渐成熟并成为书写主流。魏晋到隋唐，楷书定形，汉字形体进入稳定状态，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变化。

  “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为什么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持续使用的古典文字？为什么汉字能够持续稳定？原因是多层次的。其中关键一点就在于汉字不直接表音，具有超时空性质。汉字的稳定保证了文化的有序传承。汉字所产生的磅礴的文化向心力成为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

  （作者：马晓稳，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