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诗经》中对美好事物的期许,桃花盛开的地方总是充满着浪漫的诗意,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为之作了最好的诠释。陶渊明曾做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官,随着社会局势的动荡,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最终转向“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面对现实,陶渊明借杯中之酒浇胸中块垒的同时,也找到了一处精神的乐土——桃花源。
历代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文本的绘画创作非常多,南宋陈居中《桃源仙居图卷》、明代周臣《桃花源图》、明代文徵明《桃源问津图》、明代钱榖《桃花源图卷》、明代仇英《桃源仙境图》、清代王翚《桃花渔艇》、清代石涛《桃源图卷》均以不同的构图和表现形式诠释他们对桃源之美的心灵共鸣和多样言说。
“桃源何处——馆藏仇英《桃源仙境图》特展”日前在天津博物馆开幕,令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件传世佳作。明代画家仇英的《桃源仙境图》(绢本设色,纵175厘米,横66.7厘米)以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构思描绘了一个“烟云供养”的桃源境界。仇英(约1498—约1552),字实父,江苏太仓人,寓居苏州,嘉靖年间画家,人物、山水、走兽、界画皆以精美著称。他与沈周、文徵明等画家多有交游,不断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情趣,并开创了青绿山水的新典范。
《桃源仙境图》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经典代表作。该作品为重彩大青绿山水,构图饱满大方,用笔流畅自如,色彩妍美典雅,既具有浓郁的唐宋山水画风,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和新兴阶层的审美风格。全画采用竖幅高远章法,三层叠进,近、中、远景层次分明,不论一树一石,一草一木,还是人物动态和表情都描绘得严谨工细,精妙入微。近景古木苍翠、桃李芬芳,一棵主松自右岸斜坡横卧于近处山洞之顶,既有“挂岸盘溪”之姿,又有“欲附云汉”之势,加之青藤盘绕,更显其古,其间涧壑幽深、清流急湍,河岸一侧有三位高士逸兴正浓,其中一位正在弹琴,另一位于旁静听,第三位则欣然起舞,不远处又有河上板桥、童子捧瓯,河岸另一侧则巧置一童子提食盒侍立,五个人形成动、静、聚、散的巧妙和谐关系。中景为洞顶上方由云蒸雾漫所烘托出的层峦叠嶂,一人沿山路登临而上,山上有观云亭,几乎没于云海之中,山间瀑布激荡流泻,飞花溅玉,琼阁瑶台与松柏相辉映,松林则异于近景古松,呈现挺拔俊秀之姿,林间亦点缀人物。远景仍由山间祥云缭绕“分割”,主峰虽不如中景山峰姿态奇绝,但静穆浑厚,山间亦有楼阁人物,斜晖云海之中,几组远山如碧玉般点缀其中,更使画面有超然物外之美。
仇英《桃源仙境图》把文学文本、艺术理想与当时的社会审美相结合,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成功的审美诠释。《桃源仙境图》与《桃花源记》既有内在共同的诗意审美,又不尽相同,二者除了体裁、形式不一样,具体艺术元素也有差异。应该说,图画与原文有了一些偏离,但同时也进行了极大的丰富加工,更符合山水画的视觉审美表达,比如“土地平旷”变成了层岩叠嶂,“屋舍俨然”变成了瑶台楼阁,“往来种作”变成了临流赏琴,更加入了弥漫其间的云气。这一切,可以说是历代轩冕才贤、岩穴上士的“标配”,既有嵇康等人竹林吟啸时的洒脱不羁,也有王羲之等人兰亭雅集时的曲水流觞,更有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之赏。
(作者:姜金军,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