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现代医学中医药要讲“世界听得懂的语言”

    【聊健康】

    “中医药的发展必须实事求是，既要汲取中医药丰富的养料，深入挖掘它的价值点，又要善于利用现代医学的技术和成果，讲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用公认的标准证明自己。”在日前中医药领域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的这番话引发共鸣。

    何谓“世界听得懂的语言”？一言以蔽之，就是循证医学等现代医学通用的、国际公认的研究方法，即通用的科学“语言”。

    这场研讨会的主题是总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医药成为中国抗疫方案的亮点。回顾这段经历，与会者为中医药感到欣喜，但是，也不乏担忧。

    他们欣喜的是，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筛选出的“三药三方”，通过循证医学等现代医学的“通用语言”而被许多国家所理解和接受，这给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他们担忧的是，还有更多中医药不会讲“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沉浸在所谓的“传统”里，不会与时俱进、传承创新，不能与世界对话。

1.中医药还差最后“一把火”，在临床验证中拿出数据

    今年3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局党组书记余艳红发布了一组数据：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这两个“90％”充分说明了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实绩。而且，这并非中医药第一次在抗击突发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我们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每一次抗疫，中医药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医药不仅仅能治疗新冠肺炎病毒的主症，且对并发症的治疗也体现了很好的效果。”广东省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说。

    抗疫让人们看到了中医药的巨大作用，对中医药有了更多信任。但是，中医药面临的质疑和问题并未从根本上消失。

    “《中医药法》出台以后，很多人就说中医药的春天来了。但是实际上，中医药的传统优势和特色正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指出，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年轻人追求快节奏不愿用汤药，甚至不信中医药，中医大师越来越少等因素，正在制约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

    宋瑞霖指出一个现实：这么多年，中药在临床创新研究方面变化不大，临床效果评价比较难。中药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瓶颈。

    据他介绍，有研究人员做过一项研究：他们搜集了410个中药的药品说明书，发现其中有302个说明书里的不良反应项为“尚不明确”，262个药品禁忌项“尚不明确”，仅有3个对药品特殊人群有具体的规定，提示注意可能会有风险。

    “中医药有长期的临床实践和众多的历史经验，但最后就差‘一把火’——在临床验证中拿出数据。”宋瑞霖说。

2.循证医学不专属于西医西药，中医药也可以用 

    “没有疗效，空谈中医药发展，就是纸上谈兵。”徐凤芹直言，应该加强中医药循证医学证据的研究。中医药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需要现代化、国际化的循证医学的支持。

    循证医学又称实证医学，是目前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一项医疗标准，强调医疗决策应建立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长期以来，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药，由于缺乏明确的临床试验数据等循证医学证据，导致很多人对中医药的疗效产生怀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坦言，中医强调的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一人一策，所以有时候做临床试验有些困难，拿不出严格的临床数据。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医药不能做临床试验，不能进行循证医学研究。相反，中医药也可以拿出循证医学证据，此次抗击新冠的“三药三方”就是很好的证明。

    抗疫期间，我国通过临床试验和随机对照研究等现代医学方法，评估“三药三方”的疗效。比如，对“三药”中的血必净注射液进行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研究，证明其对新冠病毒的复制具有抑制作用，对炎症反应、凝血功能的障碍具有遏制作用；对“三方”中的宣肺败毒方在武汉市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单位开展宣肺败毒组与对照组的研究，与对照组相比，宣肺败毒方组淋巴细胞的恢复提高17%，临床治愈率提高22%。

    再比如，“三药三方”中的化湿败毒颗粒获得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的批件。“获得临床批件的意义在于中医对疫病的理论以及临床疗效有了物化的载体，也是把中医的科研数据与临床高级别证据进行了有效转化。”黄璐琦说，中医药也可以拿出严格的临床数据。

    不仅仅是“三药三方”，对于中医药的疗效，现在越来越多采用国际公认的循证医学的方法来进行评价。但与此同时伴随着一种声音——循证医学是西医和西药才用的，不适合中医药。对此，宋瑞霖明确反对。

    “循证医学不属于哪个医学，它是一个方法学，中药当然也可以用。”宋瑞霖认为，中药的研发过程必须夯实证据体系，而且一定要当成一个方法学和科学问题来看待，“千万不要认为做临床试验就是用西医的那一套”。只要方法是科学的，可以得到公认就行。如果得不到公认，中医药的价值就没法得到彰显并走向世界，“不管你自己认为多么好，别人不信”。

    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部主任张洪春认为，中医药不能完全照搬西医对疾病的疗效评价的方法。基于患者临床治疗的需求，对患者主诉的主要症状的评价是中药临床疗效评价的关键。要加强跨学科的合作，提高对主观症状评价的科学性，促进症状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化。

3.中医药应建立自己的动物模型体系，搭建国际互认的桥梁

    黄璐琦团队抗疫期间在古代经典名方基础上研发的中药，获得阿联酋卫生主管部门认可，被列为紧急注册用药。在与国外专家交流时，黄璐琦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是怎么做的？

    也就是说，在国外专家看来，只有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等“通用语言”，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并相信中医药的疗效。

    动物实验是现代医学的常用方法和手段，中医药研究需不需要动物实验？

    “西医和西药现代化体系的建立，是因为找到了动物模型这个理想的研究体系。但动物模型不应只是西方医药体系建立的基石，也可以成为中医药发展的高速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认为。

    事实上，秦川与黄璐琦在疫情期间有过密切的合作。秦川及其团队承担了新冠病毒动物实验科研攻关工作。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就包括“三药三方”等中医药治疗方案的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是通过对动物本身生命现象的研究，进而推用到人类，探索人类的生命奥秘。医学成果的国际互认、药物注册等，都离不开动物模型的构建。“它是具有通用性的研究工具，也就是通用的科学语言。”秦川强调。

    其实，动物实验在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已有所运用。过去几十年，研究人员将动物实验方法引入中医生理、病理、方药、针灸、防治等研究领域，通过动物实验揭示了一些中医药理论实质，并提供了一些实验科学依据。目前，很多中医药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实验动物中心，开展中医药动物实验研究。

    秦川认为，中医药领域如果建立了自己的动物模型体系，将会成为打通中西医、中西药在整体与微观、系统辩证与分子机理、中药方剂与靶点药物等方面认识论的隔阂，也将会成为中医药国际互认、国际接轨的桥梁。

4.中医药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拥抱现代医学

    中医药是传统医学，但“传统”二字并非意味着因循守旧，而应该是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中医药不能停留在唐朝、明朝或清朝以前，要用现代的科学语言和研究方法与思维来进行研究发展。”张忠德说。

    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2019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药研究方法开展中药科学技术研究和药物开发，建立和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技术评价体系，促进中药传承创新。这些政策规定，就是要引导中医药行业用现代医学的“通用语言”来向全世界推荐自己。

    “中医药的传承创新，需要在尊重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医药理论中的精华与现代医学评价方法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为传统赋能。”宋瑞霖强调。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医院管理处处长刘华看来，中医药是“还活着的传统医学”，它是不停地发展的。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拥抱现代医学，用现代的话语和别人听得懂的语言与年轻一代交流，让他们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中医药。

    “如果张仲景（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也会是一位善于看化验单、看核磁共振和CT的医生。”他说。

    （本报记者 陈海波）